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

  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

  ──二十六年作──

  一

  距今三十年──光绪三十四年──,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居士,得锡兰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居士来书,约共同复兴印度之佛教,以为传布佛教于全球之基本。杨居士因就刻经处设立祗洹精舍,招集缁素青年十余人,研究佛学及汉文,兼习英文以为进探梵文、巴利文之依据。后虽以经费支绌,不二年即停止;然摩诃菩提会则仍继续进行,近年已有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之鹿野苑设立国际佛教大学,并设分会于哥仑布、加尔各答、伦敦、纽约诸地,由法理性海氏继达磨波罗后,迄今扩充未已。且参预祗洹精舍诸缁素,若欧阳渐、梅光羲、释仁山、智光等,多为现今佛教中重要分子,而笔者亦其中之一人也。

  先是、杨居士曾随使节出赴英、日广交各国佛学人士,与曾译汉文大藏经目成英文之日人南条文雄,交尤莫逆。后居金陵,专事刻印流通佛经,乃从日本搜回我隋、唐古德多数遗著弘布之,故为当时国内外佛学界所宗奉。英人李提摩太,亦尝就居土以大乘起信论译英。稍后,上海哈同夫人以乌目山僧宗仰之引导,就日本弘教书院藏经排印发行。至民十二,商务印书馆有日本所编续藏之影印。民二十,朱庆澜、叶恭绰、释范成等又影印碛砂版宋藏。而合金陵、扬州、常州、北平、天津各刻经处所刻木板经典既渐臻完备,新式之佛学书局亦分设于各大都市。以藏文佛典译汉文者,则有汉藏教理院法尊及菩提学会汤住心等;以汉文佛典译英文者,则有黄茂林、吕碧城等。此为三十年来中国佛教文献翻译传播于国内外之概况。

  二

  中国在三十年前,因感外侮有变政兴学之举,所办新学新政往往占用寺宇,拨取寺产,激起僧众反抗,由联日僧以保护引起外交;乃有使僧界自动兴学,自护寺产,另立僧教育会之明令。浙江之寄禅、松风、华山,江苏之月霞,北京之觉先等,南北呼应,为当时组设僧教育会而办学堂之僧领袖。笔者亦适于距今三十年之秋,随寄禅长老参预宁波及江苏各僧教育会之成立。时所办学堂,大抵为国民小学一所及僧徒小学一所,例如普陀僧教育会在定海县治立国民小学曰慈云,今犹续办,并于普陀立僧小学曰化雨,初由华山及笔者相继主持,延续至民二十,改为普陀佛学苑,不二年停止。然江苏僧教育会独在南京开办一所僧师范学校,月霞、谛闲等相续主持,约经二年,至辛亥革命军达到南京而停办。此于后来所办之僧教育,亦稍有关系。

  入民国后,由寄禅长老领导全国僧教育改组成中华佛教总会于上海。寄老虽因护教于民元示寂北京,而此会则民二已于各省县设支分会三四百起,实为中国佛教团体有全国系统组织之始。在南京临时政府初成立,笔者与释仁山等先于南京及镇江,有佛教协进会之设,以教理、僧制、寺产三种革命为号召,曾引起极强烈之保守与改进的斗争,后因寄老及亚髡之调解,协进会自动解散,共同加入于中华佛教总会,由笔者任佛教月报编辑,从此中国佛教会乃并含一种改革僧寺制度之因素。盖自僧教育会演变之佛教会,初不过为护持寺产而已。逮民四、中华佛教总会为袁政府颁布管理寺庙条例所取销,北京觉先等虽断断续续先后反对,至民九、曾将条例一度修改,民十四、笔者且曾发起中国佛教联合会之组织,亦散漫未着效力;故此十余年间,遂又为全国僧寺无有系统组织之时代。

  民十五、六间,社会起大变动,河南省等有毁灭僧寺之案,全国僧寺岌岌危殆。至十七年,在庙产兴学呼声下,有内政部新订管理寺庙条例公布,颇能激起全国寺僧保护寺产之热情。时笔者在南京筹设中国佛学会,开办僧众训练班,并定次年召开全国佛教徒会议。上海另有江、浙佛教联合会之设,亦提出整理僧伽方案。然改革或整理僧寺,为笔者民初首先启发之运动,民四着整理僧伽制度论,曾订详细之办法,后于海潮音月刊等亦屡有关于改善僧制、寺制之论述。至民十七、八间,遂颇有成熟之势。故民十八组中国佛教会及分设各省县佛教会,以成全国系统之组织,笔者于其时一二年间实主持之。迨管理寺庙条例改成监督寺庙条例后,寺产渐有保障,而佛教会又为保守分子占优势,虽于逐渐改进之办法亦难施行,笔者因于民二十后不再参加中国佛教会。但民十六后,于海潮音、佛教评论、现代僧伽、现代佛教各刊物上,时有新兴作者著论攻击保守而鼓吹改进,渐能影响一部分党政当局。且因中国佛教会办理不当,为各省会控告反对,乃于民二十五由中央民众训练部,忽有对于僧寺积极组织及整理之“修正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提出,主张改进者赞成鼓吹或讨论研究,极形热烈;而保守之中国佛教会主持者,则大起恐慌,极力阻止破坏,一时形成极尖锐之对立斗争,卒致修正草案流产,迄今仍陷于不生不死情状。要之、如有寺院僧尼之存在,即为代表佛教之主体,若不能适合此时此地之社会需要以发扬佛教精神,即失其存在之意义!于此如不谋改善,必归淘汰,而现今中国之寺制僧制,必待整理,乃堪表扬佛教,否则、 反为使人误解佛教之魔障, 殆已为佛教徒非佛教徒之有识人士所公认。而代表佛教之僧寺, 未能赶上现代国家社会之建设, 则僧徒顽固者实莫辞其咎!

  三

  祗洹精舍虽居士所设,而就学者比丘为多,故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与之相先后者,则有依日人水野梅晓在长沙所设之僧师范学堂,亚髡在扬州天宁寺所设之普通僧学堂,及江苏僧教育会在南京所设之僧师范学堂,然皆不久停办。民三、有月霞法师依上海哈同花园所设之华严大学,转辗迁移杭州海潮、常熟兴福,得持松等继承,复有了尘、慈舟等分枝武汉,在僧中颇形成为一学派。稍迟、有谛闲法师在宁波所设之观宗学舍,今演变为观宗寺弘法研究社,及分为高邮之天台宗学院,及天台之国清寺研究社等,亦在僧中形成为一学派。

  至民十一、笔者在武昌以李开侁等之援助,设立佛学院,遂于僧教育开一新局面。不惟影响于青年僧甚大,且于学术、文化及政治、社会各方面,均有相当影响。迄今演续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及研究院,则由法舫等代主持;而直属分设者,尚有法尊代主持之汉藏教理院。其仿设者,若常惺于厦门之闽南佛学院,民十六后、曾由笔者与芝峰、会觉、大醒、寄尘等持续之;他若大醒、心道于福州之鼓山佛学院,大醒、寄尘于潮州之岭东佛学院,寄尘、容虚于九华山之江南佛学院,慈航于安庆之迎江佛学院,常惺、台源、法舫、容也、量源在北平之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学院,慕西、净严之河南佛学苑,宽融之普陀佛学苑,妙阔在陕西之慈恩学院,昌圆、广文之四川佛学院,永昌之贵州佛学院,静严之焦山佛学院,大醒在江北之觉津学院,谈玄在奉化之雪窦学寺,芝峰、亦幻在宁波之白湖讲舍等;或昙花一现,或独在持续,皆出于佛学院直接间接之关系。其他若竹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法界学院、光孝学院、栖霞学院,北平之弘慈学院,湖南之祝圣学院各僧教育机关,均有以上各学院之学僧参预施教,然各学院迄今未能有一系统之学制,而世界佛学苑亦尚无使佛学世界化之效能,殊可遗憾!

  关于女众教育,则有武昌之佛学女众院,及尼恒宝主办之菩提精舍,汉口尼德融主办之八敬学院;而女居士尤以创立香港东莲觉苑之张莲觉,主办奉化法昌学院之张圣慧,主持无锡佛学会过圣严为杰出。

  四

  在昔虽亦有在寺院宣讲经论之法师,而听众限于僧徒或少数善信男女,鲜能影响学界及一般社会人士者。迨杨仁山居士在金陵设佛学研究会,而章太炎等邀月霞法师赴日本为留学生讲经,蒯若木等在北平邀道阶法师讲研佛学,实开学界、政界之学佛风气。入民初、李证刚等七人筹设佛教会,发布文告,欲一举而灭寺僧,代以居士佛教,旋以遭反对而自停止。时有狄楚卿等在沪出佛学丛报,范古农等亦于杭嘉设会研究佛学。至民国四年,因日本要求来中国传布佛教,北京政局中人发起请谛闲、月霞二法师,开讲经会,影响渐广。民七、笔者与蒋作宾、陈元白、章太炎、张季直等在沪设觉社,公开演讲佛学,并出觉社季刊──后改为海潮音月刊──;自是汉口、北京、杭州、武昌、广州各地,时有公开之讲经法会;由各界学佛居士为主体所组成之佛学会、佛学社、佛教正信会、佛教居士林等团体渐多。若靳云鹏领导天津居士林,胡瑞霖领导华北居士林,皆负时望;而以谢健、梅光羲等之南京中国佛学会,为有全国性质之组织。

  在家学佛团体之有特殊性质者,一、为南京欧阳竟无、吕秋逸等之支那内学院,虽亦有学僧出入其中,然于僧教育无何影响,而学界颇有由之研究唯识,讲佛学于各大学者。二、为北平韩德清、徐森玉等之三时学会,专讲奘、基学并设办医院等。三、为上海段芝泉、汤住心等之菩提学会,则以西藏佛教为中心,从事翻译,亦兼作弘化慈善之事。其他更有专修密宗各团体、专修净土各团体等,不遑枚举。

  各居士团体除研究修持弘布佛法,更能举办诸事业,则以王一亭居士等之上海居士林,办佛学书局及佛教公墓,香港东莲觉苑亦办佛教公墓,上海净业社叶恭绰居士等办法宝图书馆,武汉正信会李子宽、钟益亭居士等资助男女佛学苑及广施医药,而正信会之周刊,佛学书局之半月刊,沙市居士林之佛海灯,天津解行佛学社之佛教月报,星洲转道学院之佛教与佛学,厦门市佛学会之人间觉半月刊,香港东莲觉苑佛学会曾办人海灯、香海月刊,菩提学会接办微妙声月刊;而上海之佛教日报,虽由佛教各方面缁素同人共所维持,然继续至今,实以张静江、朱子桥、邓慧载、胡厚甫、范古农各居士之力为较多。

  各大学于文学院哲学系中列印度哲学而讲佛学,应始于北京大学之张克诚、邓伯诚、梁漱溟等,今有熊十力、周叔迦等尚在讲授;他若笔者及唐大圆、张化声、陈维东等,曾讲于中华大学;李证纲、景昌极等,讲于东北及中央大学;刘洙源、王恩洋曾讲于成都大学,其他各大学之短期讲授者尚多。

  五

  中国佛教,近年渐从“寺僧佛教”解放成“社会各阶层民众佛教”, 新兴居士及青年学僧,极易吸收各方输入之异质。关乎佛教者,有探古源于锡兰、西藏,而趋现势于日本、西洋之两方向,今有极端学西藏而欲一举易华夏之旧者。而近年留学锡兰、暹罗、缅甸之风气亦在开展,尤其日本继承中国旧有之全部,其探源锡兰、西藏亦占先着,而以国家社会皆已现代西洋化,故对于西洋之佛教新研究思想,尤能充分领用,随明治维新而成为适应新日本之新佛教,在在皆足引起中国佛徒之亦步亦趋。

  日本于明治维新之初,佛教寺僧亦曾受摧残打击。未几、因有不少日僧留学西洋,极力将佛教适应现代思想。又先于数百年前,已有通俗化之净土真宗为榜样,且其寺僧除极少数律宗僧,其他各宗僧本不受比丘戒,故明治政令皆使姓氏饮食男女同俗,所谓僧侣──僧侣非比丘──唯在有佛教学识及依佛教为职业,不关特殊律仪及修养,此日本现代佛教,植根三十年前,而三十年来则正为收其成果之时代。例如佛教所立大学有六所之多,各宗皆成严密系统之组织,有宗务院以执行宗派行政,在编印大藏经及续藏又续藏后,大正年间又编印成大正新修一切经,又有译汉文佛经成日文之国译大藏经,更将锡兰巴利文南传大藏中未经汉译者补译成日文,其他专门中等以下之教育及社会慈善公益之发达,更不待言。

  然日本佛教至近年已由发展之极而入于烂熟时代,因适应“工业革命所成资本主义社会”以兴起之佛教,亦必随资本主义之病态而现其病态,故中国佛教之革新,不能专以仿从日本佛教为能事。应本实际之中国佛教,吸收东西古今一切特长,以成为中国的或世界的现在到将来之新佛教。

  六

  佛教虽源出印度,而印度早无佛教。然印度初五百年者,可征之锡、缅、暹罗所传;次五百年者,可征之中华、日本所传;后五百年者,可征之藏、蒙等处所传。原有之佛教限于亚洲此三区域,而近百年,则已渐及欧、美而遍达寰球,尤其是在三十年来或欧战后传播极其迅速。以英国殖民地若印度、锡兰等关系,及英文与梵文、巴利文、藏文较易通译关系,首由巴利文、次及梵文、 藏文将佛典译成英文, 输入欧洲,依梵文或间接依英文转译为德文、法文、意文者亦多,梵文佛学尤以德国之研究为盛,而锡兰僧徒今有居伦敦、巴黎、柏林、纽约以传佛教者。佛教在美洲东部由英国传入,接近锡兰佛教,而西部太平洋沿海,若加里福尼亚州之旧金山各处及夏威夷岛等,皆为日本佛教传布之地带,然日本佛教除美洲西部一带,于欧美其余各处无何影响。

  西洋因与中国之文字隔膜太甚,且中国或西洋学者又大抵习儒道诸家学说,鲜有佛教研究,故佛经由华文以译入西洋欧、美者,绝无仅有,所有亦远出由巴、梵、藏文转译者之下,因此,欧、美人皆不重视中国佛教之研究。然中国佛教近年渐为欧、美佛学者或佛教徒之所崇重,一、由笔者于民十七、八间之游历欧、美,宣传佛教,当时曾在巴黎发起世界佛学苑及设通讯处于巴黎、伦敦、福朗福特、芝加哥诸处,并与德国福朗福特中国文化学院院长卫礼贤,有大规模译华文佛典为德英文之约,惜因筹款无著及卫礼贤之病逝,未能有成。然在巴黎所创设之佛友会,犹继续着与伦敦亨佛利士主持之佛学会,同为欧洲佛教较广阔之组织。二、由照空来华出家受比丘戒,返欧大事宣传,率男女徒众十二人再来中国受戒为僧尼,其半数已回欧洲宣传中国佛教。三、由杭州邵福宸等佛化欧美推行社,及上海胡厚甫等法明学会,颇与在中国及在各地之欧、美佛徒相联络而通声气。

  七

  关于世界的或国际的佛教徒联合会议,始于民十三、由笔者在庐山大林寺之召开第一次世界佛教联合会,到会者除中国外,有日本及英、德等佛教徒代表,当决议次年在日本开东亚佛教大会。届期,中国去三十名之代表,开会三日后,游历日本各地,受其佛教徒盛大之招待。其时,到会者更有锡兰、暹罗、缅甸代表及英、美来宾。近年由日本主持所开者,有太平洋佛教青年会,在夏威夷岛及东京各处举行会议,中国佛徒因其有伪满参加,未派代表出席。

  民二四,由中国受戒回欧洲之德僧照空等,曾在伦敦召开欧洲各国佛教徒会议,因决议去年仍在伦敦开第一次国际佛教会议,吾国未有代表参加。本年于巴黎开二次国际佛教会议前,笔者因得通知,遂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推我国驻巴黎总领事林实代表出席。顷得皈依弟子巴黎佛友会会长龙舒贝勒来函报告,兹录入以为兹题之结束:

  第二次国际佛教会议,因有亚洲代表之出席,获益特多。中国、锡兰、日本等国之代表,曾将该国等佛教工作状况,向大会报告。同时,法、英、德等国,宣示彼等社会中佛教工作之中心思想,需要与鼓励。

  巴黎佛友会,为太虚法师与其信徒舒龙贝勒女士等所创设,应请诸君记念勿忘。

  依据太虚法师来函,本会请林君代表中国出席。林君报告中有云:“中国国民革命成功,言论思想已获得自由,故研究佛学之活动兴盛,如戴季陶、张静江、朱庆澜诸氏,现皆为佛教之信徒。

  于最后一次会议,林君提议设立中央基金,以资助佛学之研究。此种基金拟由佛教国捐助而成,专用于:一、交换学生,二、刊印佛学书籍,三、交换讲师。请将此意转达中国民众,或足增进世界和平。再者,巴黎大学教授等之参加,对于本会亦增光不少云。﹝见海刊二十一卷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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