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般若波罗蜜多和观音菩萨的联系在女姓形象里的体现

　　一般认为，观音菩萨崇拜在中国始于公元286年竺法护《法华经》译本问世后不久。但更为确切地说，是始于鸠摩罗什更为通俗的译本于406年问世之后，并迅速传遍了北方地区，且在五世纪以后传到了南方。毫无疑问，在隋朝的南北统一过程中，佛教思想的传播及教徒们积极参与社会，对统一的最终实现起到了促进作用。我认为，中世早期，中国文化力量的精神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般若观照；二是观音那极为积极的慈悲。鸠摩罗什在《心经》中把这两个因素象征性地融合在一起实乃独到之举。在印度，观音称作“阿婆卢吉低舍婆罗（Avalokitasvara），”乃一男身，而且一千年里无论传至何处，这一形象都始终没变。但在中国，虽然某些印度观音形象也为中国佛徒所拜，但在唐朝他们根据自己的文化品性和审美情趣，将观音改造为娇美女子形象。这一女性形象，或曰中性形象，准确地证实：中国观音的本质曾经是，而且一直是般若波罗蜜多精神的人格化，这种人格化同时具备了大慈大悲的特征。

　　劳克希·钱德拉（LokethChandra）令人信服地推断：印度佛教里的“阿婆卢吉低舍婆罗”是大地主神梵天的变形，他同样也被当作印度教里的神“世自在”（Lokesvara） 或“世主”（Lokanatha）（世间主神或救世主）。我不得不提醒读者们注意，印度同中国的佛教崇拜存在着一个重要差异，这一差异是文化和精神上的不同。劳克希·钱德拉对阿婆卢吉低舍婆罗崇拜的起源及其肖像史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然而，他似乎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印度佛教的阿婆卢吉低舍婆罗崇拜和东亚佛教的观音崇拜在精神方面并不可等量齐观。诚然，他关于阿婆卢吉低舍婆罗是梵天之变形的推论令人信服；鉴于梵天的威力，他还论证了印度肖像领域中阿婆卢吉低舍婆罗以众多形象得以呈现这一现象。也一方面触及到了已作为梵天变形之基础的神力；另一方面也谈及了佛教的会通哲学，如：超验本体作为可认知的表现而转入暂时的领域。”然而，在此我不禁要问：作为阿婆卢吉低舍婆罗基本核心的梵天的神力在精神基础上是否同佛学思想家们所赋予中国观音的完全一样呢？

　　有关《法华经》和《净土经》里的曼荼罗、陀罗尼，或偈颂部分，劳克希·钱德拉（Loketh Chandra）认为阿婆卢吉低舍婆罗就是“罗各斯大师"（mantra—drsta）（相当于婆罗门体系里的梵天）和声音的观测者。他针对每一个神所独有的神圣颂歌而吸纳了印度教诸神。”据我的理解，在《法华经》第二十五章里，阿婆卢吉低舍婆罗的唯一心愿就是拯救处于苦难之中的众生。阿婆卢吉低舍婆罗大慈大悲的美德并非是利己的表现或某种超验力量或原则的利己体现。作为一个菩萨，他的美德与空性顿悟相吻合。舍此，他便失去其作为大慈大悲化身的地位和存在理由。中国的观音崇拜的精神基础在于对空性的顿悟和对《法华经》所宣扬的独特智慧的信仰。这恰是菩萨行的誓愿的双重来源。

　　关于观音缘何在中国由男身变为女身现在有好几种解释。据一种说法，这是唐朝（618～907年）统治的几个世纪中国西北地区文化融合的结果。在这个地区当时曾盛行许多种宗教，其中有佛教、道教、萨满教、西藏的本土宗教苯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和拜火教等。帕尔莫（Palmer）和拉姆塞（Bamsay）提醒人们尤其注意圣母的肖像，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他们认为，这一形象本身原本取材于埃及女神伊西（1sis）及其圣婴霍鲁斯（Horus）的塑像。于是，他们认为，观音由男身变为女身这一现象可以理解为与圣母玛丽亚成为基督教教众崇拜的中心这种情况一致。由于在观音之前，道教里女神的观念在中国就已存在，观音性别转变这一现象可能说明：神圣的女性形象一旦在一个文化里确立起来，就必然会重现，并采用新的形式以应付文化的抑制因素。q9然而，布洛菲尔德（Blofeld）看来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影响的主要源头是藏传佛教的女性菩萨度母（Tala）。布洛菲尔德可能认为，由伊西到圣母再到女观音的转化设想在宗教和文化姻亲关系上未免扯得太远了。不过，这个问题尚有第三种观点，这观点是由埃丽娜·施密特在其论文《亚洲的艺术》中提出的，影响的主要源头可能是伊朗司水女神阿那希塔（Anahita）和希腊的生育女神阿特米丝（Artmis）两个形象的结合形式。

　　无论其转化过程是何种样子，我的观点是：在中国唐代突然出现女性观音，其原因主要来自般若波罗蜜多传统本身。在这一传统里，《般若经》的精神被人格化为诸佛之母，受到印度和西藏的大乘佛教信徒的崇拜。

7．《心经》里蕴含的和解原则

　　最近，我出访了中国，广泛的游历，使我得以有幸亲眼目睹中国绘画和书法艺术的悠久传统。我曾多次幸遇观音菩萨的画像和塑像同《心经》的书法融为一体的作品。有些画像和塑像是有意想卖给来自国外的顾客，但多数情况下，那些展出的艺术品还是用来招徕当地顾客的。1999年5月，参加完在铜川市召开的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返回途中，我参观了位于四川省万县市兴建的中世纪农业村镇展览馆，我碰巧看到了一座小地主庄园。庄园客厅的墙壁上并排悬挂着一幅书有《心经》的观音画像和一幅孔子画像，我一下子悟到那种绵延不绝的文化力量。 。

　　历史界周知，在公元前6世纪，周朝的中央统治逐步衰落，封建王国迅速崛起。为了医治时代的创伤，孔子站在周朝贵族的立场上，鼓吹贵族文化，主张以周礼体制的基础上，整治其行为规范。然而，墨子及其弟子则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既反对孔子所宣扬的周代文化，也不赞成按照繁缛的礼仪和名分将生活复杂化。墨子思想的指导原则始终是实用加应用。因此，墨子学派不但完全反对贵族与平．民之间阶级分化，而且反对贵族的道德标准。与孔子所提倡爱有亲疏、命有贵贱的思想相对立，墨子学派提倡兼爱的思想，即：要象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

　　我对中国历史的基本特点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秦汉以下，一代代王朝更替，但孔子的思想却一直是统治阶级唯一的正统思想。半个世纪前发生的共产党的革命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民众的政府。然而，共产主义思想并非起源于中国。同主张生而知之的唯心理论相反，现代唯物主义哲学是拉迈特里斯（Lamettrice）（1709～1751年）和孔迪拉克（Conolillac）（1715～]780年）在法国创立的，发端于思维与身体之间关系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思维活动的内容只能来源于感官认识。从反复的感觉中，递次产生注意、收集、分辨、比较、判断、推理、想像及对未来的期待等过程，最后，借助语言符号，进行抽象并掌握普遍规律。“

　　由这些所谓的空想家所发起的这场运动，最终集其大成于《自然体系》这本书，提倡一种纯粹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给了一切非物质世界信仰以沉重打击。一个世纪以后，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对立，费尔巴哈（Feuerbach）提出了一种唯物论。他认为，现实存在是每个人都可认知的，而一切虚无的事物，无论是思维的还是精神的都不过是一个幻觉。他争辩道：思维与精神是“他性的自然”。他对宗教进行了纯人类学的解释，即：人类把自己普遍的本质一他想让自己所变成的样子——当成了上帝。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尔的辨证法加以改造，并从经济力量是根本原因的观点出发，将其运用到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构建中。

　　当玄奘赴印度时，密教正值鼎盛时期，但佛教行将衰败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在玄奘访印前后的几个世纪里，印度教的肖像家们及宗教运动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神族和组织。如果劳克希·钱德拉关于印度教里阿婆卢吉低舍婆罗不过是梵天的变形的说法不错的话，那么，由佛教再回归到印度宗教体系中来就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转换问题。然而，在中国，密教在七世纪才刚刚开始传人。它的影响还受到先期传人并已形成天台、华严、三论和唯识等思想体系的强大传统的限制。此外，密教还受到中国文化环境的限制，这个环境同印度的文化环境截然不同、格格不入。促成中国观音崇拜的关键原因并不是印度教梵天的精神基础，而是般若波罗蜜多经里所包含的空性顿悟，这种顿悟始终和大慈大悲在观音身上的人格化联系在一起。

8．结论

　　公兀383年，中国将军吕光攻灭龟兹，并俘虏了鸠摩罗什。从那时起，他被迫同他的监管人一起度过了十余年流放生涯，未著一字。当然，他在那段时间里精通了汉语文法。因此，当401年他应后秦姚兴之邀赴长安时，已经具备了在姚兴的资助下从事佛经翻译的一切条件。他首先校订了《两万五千颂般若》以前的汉语译本，并查阅了龙树卷帙浩繁的论书《大智度论》，然后在胡本的基础上，着手翻译《两万五千颂般若》。因此，迄至404年，当他完成《大晶般若经》的翻译时，《大智度论》，的翻译也告结束。尤为重要的是，他接着翻译的就是《法华经》，并于406年完成了该经的翻译工作。这一年，即弘始八年《维摩诘经》的翻译也告完成。弘使十年（408年）似乎是鸠摩罗什最为多产的一年。这一年，他完成了《七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翻译，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小品般若经》，并于翌年翻译了龙树的《中论》及《十二门论》。因此可以说，有意于根据“二转*轮”的观点将《法华经》里描述的观音菩萨的理想同《心经》联系起来的人，想必一定是一个深知人类苦难并熟知《大智度论》内容的人。因为龙树在其论中，引用《法华经》比任何其它经卷都多，并详细阐述了佛教关于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理想。

　　关于《心经》的来源，有两种设想当是成立的。一种设想是：梵文原本是在印度写成的。只要支谦（Chih—chen）288年摩诃般若波罗蜜神咒的译本就是根据那个梵文原本的话，那么，其成书年代当在150年至250年之间，在龙树写成《大智度论》之后。另一种设想是：如果在尼泊尔发现的梵文手稿是原本的手抄本的话，那么，就可能是由汉语文本译为梵文，然后才传到次大陆的。o果真如此，孔兹关于小b经》的经本可能是350年左右写成的观点就是可以成立的。“的确，玄奘《心经》的译本在大唐王朝威扬四海的情况下，在推动其广为传播方面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但他并非是将观音和《心经》联系起来的第一人，因为这种联系在其译本之前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众所周知，天台宗的智顗于593年撰写了《法华玄义》，随后又接连著有《观音玄义》、《观音义疏》和《普门品疏》。人们一致认为，这些著作在6世纪之后推动观音崇拜热潮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我本人认为，正是玄奘《心经》译本成功释放出来的文化合力推动了唐王朝早期《心经》的广泛传播，而这一传播在唐王朝对整个大陆的统治变得空前强大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