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要识时务，做人要适可而止

做事要识时务，做人要适可而止

　　老子口中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大意是说，一个人太过贪得无厌，倒不如适可而止，因为太贪的人到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有了；而“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意思是说我们做人做事要懂得识时务，太过精明算计和锋芒毕露很有可能给自己招致灾祸。老子的这句话用现代语言来总结就是：“做事要识时务，做人要适可而止。”

　　南怀瑾先生对老子这句话的理解是：“这是形容一个人对聪明、权势、财富等，都要知时知量，自保自持。如果已有聪慧而不知谦虚涵容，已有权势而不知隐遁退让，已有财富而不知适可而止，最后终归不能长保而自取毁灭。”南先生还认为，“持而盈之”和“揣而锐之”是人类心理的通病，从古至今有很多人都犯过这种毛病。所以人们要想“富贵久且长”，就要看开世事无常，懂得“功成身退”的天之道。

　　刘秉忠，字仲晦，少时出家为僧，后成为元世祖忽必烈最器重的股肱重臣，而且他还是第一个被信用的汉儒。刘秉忠生来就风骨秀美，素有志向，为人豪爽不羁。自幼聪明伶俐，据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并对《易经》等经史、地理、天文、律历以及卜算、遁甲等都深有研究。刘秉忠的父亲是金的地方官，按照当时的制度，凡是在蒙古贵族领地为官的汉人，都要把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所以刘秉忠在13岁的时候就于都元帅府做人质，并在那里初步学到了一些从政的方略。

　　17岁时，刘秉忠在邢台节度使府当了令史，主要负责一些文字工作，但素有大志的他不甘于此，投笔掷案感叹道：“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所以他毅然辞官，跑到武安山中隐居了。

　　后来，刘秉忠的才华获得了天宁寺虚照禅师的赏识，于是“遣徒招致为僧，以其能文词，使掌书记。”后来，刘秉忠游历云中时，留居在了南堂寺。

　　有一次，元世祖忽必烈为乐积极接纳中原文士和儒释道三教名流，就特意邀请了海云禅师。禅师在经过云中的时候，听说刘秉忠很有才华，就“邀与俱行”。后来见了忽必烈之后，刘秉忠很受赏识，而且他“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所以等到海云禅师返回的时候，刘秉忠被留了下来。

　　从此，刘秉忠几十年一直跟随着忽必烈，参与他创建元朝的各种大计方针的决策，为辅佐忽必烈完成统一大业竭尽了全部精力。他上书谏言说：“典章、礼乐、法度、三纲五常之教，备于尧、舜，三王因之，五霸败之。汉兴以来，至于五代，一千三百余年，由此道者，汉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无疵也。然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诸国，不数年而取天下。勤劳忧苦，遗大宝于子孙，庶传万祀，永保无疆之福。”

　　刘秉忠还告诉忽必烈说：“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所以刘秉忠接着提出了要改正蒙古国官制混乱的缺陷，他上疏建议说：“官无定次，清洁者无以迁，污滥者无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禄仪仗，使家足身贵。有犯于民，设条定罪。威福者君之权，奉命者臣之职。今百官自行威福，进退生杀惟意之从，宜从禁治。”

　　国家要强大，最基础的就是保民安民，所以刘秉忠又提出要减轻百姓负担，他说：“天子以天下为家，兆民为子，国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国，相须如鱼水。有国家者，置府库，设仓廪，亦为助民；民有身者，营产业，辟田野，亦为资国用也。”不但如此，他还积极改革考试制度，主张尊师祭祀，开科举士，为忽必烈选拔有用人才。

　　刘秉忠的大部分建议都得到了忽必烈的采用和实施，为其建立一套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刘秉忠还俗之后，官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同时，忽必烈又下诏以翰林学士窦默之女嫁给他为妻，赐给了他一座大宅子，成家立业。

　　还俗之后的刘秉忠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却依然过着斋居素食、心如止水的简朴生活。有一次，元世祖要赏赐他千两黄金，他拒绝说：“臣山野鄙人，侥幸遭际，服器悉出尚方，金无所用。”后来他去世之后，忽必烈悲痛地对群臣说道：“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闻也。”

　　刘秉忠以一个汉人的身份在金朝内部做着重要的职位，这一方面和他自己的才华、修养、品行以及元世祖的重用有关，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很会为人处世，是一个识时务、懂得适可而止的人，所以在金朝的几十年来他一直备受敬重和爱戴，成为令人敬仰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