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中国文化与佛教以救国救世界

  发扬中国文化与佛教以救国救世界

  ──二十二年八月在庐山大林寺讲──

  一 为民的中国文化

  二 为众生的佛教

  三 近代欧美文明的立国做人之道

  四 发扬中国文化及佛教以救国救世界

  这庐山大林寺有了十来年的历史。在最初发起重建大林寺时,即预备每年暑期开演讲会,为来山避暑者作佛学的研究讨论。但在这中间,有四五年停止未讲,至去年曾恢复开讲。今年除发起讲金刚经外,并发起讲演会。机缘很好,来山的人特多,而讲演者有戴季陶先生讲过两次,蒋雨岩先生讲过一次,这次又有王揖唐先生来讲演,可谓难得的胜缘了!太虚这次除讲金刚经外,不曾预备作普通演讲,今日大众推到我,不得不拈一个题目来讲几句。

  一 为民的中国文化

  中国古书中的易经,可算是一切中国文化思想的源泉。故在中国文化思想上所说明的宇宙万有原理,即易经所谓一阴一阳之为道,以道是无所不存无乎不在的。古来的太极图,即表显一阴一阳互助相资息息相通之道的,设此一阳没有了,而彼一阴亦不能成,如有了彼阴即显出此阳来。以此太极虽指全宇宙而言,而一人一物亦各是一太极。例如一花一草,莫不是一阴一阳而成的,故宇宙万物、流行不息,变动不居,可谓之气化宇宙观。故中国文化上贯通宇宙万物的原理,乃是无平不颇,无往不复的。讲到人生的本性,古书云:“人者,仁也”。但仁之本义,则为“人偶人”,即由此人偶人的互相关系而成人伦:如偶于父母则为子,偶于兄弟则为弟兄,偶于夫妻则为妻夫,乃至于对师则为资、首则为从等种种关系。故人即成立在人与人相偶的关系上,若只一个人而没有相偶的关系,则不成其为人矣。又人即依此诸伦间的理性,而成人类的种种道德: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皆得其和洽而自成其乐。即于此种种道德关系上做到相宜相适,即谓之义。义者、于行事上种种做到相宜之谓,仁者、人偶人互相关系性之谓。故仁即伦理关系之本性,而义为伦理关系之正行。故我们这“人”,即人偶人的仁,若失去此仁,则不成为人矣!

  中国于宇宙人生一贯之理,又谓之“中”。庄子云:“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此环中即一阴一阳循环之中也。又云:“允执厥中”;“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此中皆即阴阳互成之中道。若在平常行事应用,即曾子所谓之“忠恕”。恕者、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不以不义之事加之他人,此即止恶之义。忠者、尽己之力去做合理利人之事,此即行善之义。依此做人,即成为做人之道,依此立国,即成为立国之道。然做人之道亦有难言者,例虽能对于父母做到相偶关系上的合理适宜,而仍不能得父母所谅,甚或反为所厌恶;若如此于做人之道,究应如何呢?于此当引为自己于孝道之未尽善,应反求诸己,认为本人未能竭其精诚之责任,而益尽力去做到适宜恰当以求人偶诸伦和洽之义务。此是举孝为例,于其余一切事所未能做到好处,皆当反省而求诸自己,不要怨天尤人,所谓“明其道不计其功,行其谊不计其利”,如斯则能完善圆满其人格。这是把自己提高,从克己工夫做起的行为,并非想法去对治他人的。似乎这样是屈己为人,不知为人正是成己,所谓“既以与人己愈多”,故为人好正是为己好也。若依此而立国,即中国古书所谓“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正心必先诚意,诚意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故欲天下皆得平安,须将自私自利之物欲,克治干净,即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依此以言求天下之平安,并非拿己国的力量去征服他国,乃从己国先将自私自利的劣点除去干净,以大公至正的存心,去做天下为公的大事业,而求世界和平安宁的幸福。故真正立国之道,不在求己之如何强富,如何优胜,要在求世界各国共同的和平安宁。观他国有太过者应劝导感化之,有不足者应补助扶植之,与以各种方便;由天下各国皆得其平安,以保全己国和平安宁之幸福。天下各国未得平安,则引为己国未尽其克己自治之责任,茍世界各国无不如斯,则天下未有不平,而国未有不治者也。以世界人类息息相通,决无天下不平安,而己国独得其宁之理,故求世界各国平安,即是求己国之治理也。

  中国文化上的立国之道,即为教化政治合一之内圣外王的政教,故古来圣贤治国,皆从施教化而行政治。记得中山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是王道,西洋文化是霸道的话。这王道,是以恻隐爱人之心而拯民水火为出发点的,古书云:“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谓伊尹视天下之饥溺犹己之饥溺,以“先觉觉后觉”之责自任。中国文化的王道,是以教化为本,政治为辅的,故孔子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也。中国文化的王道是为民而设的,所以孟子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即现在之政府,社稷即今时之国家,其所以要国家、政府者,是为保民的安全而增高人民之道德。若国家政府不能使人民安全、道德增进,而反为扰民害民的事,则失其立国为政之意义与价值。范仲淹所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亦只是为民去忧、为民得乐的王道。如不为救民而立国,只为立国而立国,已经不是王道而为霸道;若为功业荣贵之威权,为子女玉帛声色货利之享受,则等而下之,更不足道。但从王道而为民立国施政,则功业荣贵等亦即不期然而自成就,所以由为民而成的功业,方为真正之功业,乃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功业也。此其功业之成就,既由民力为本,故应报民之恩,尽保安人民之义务;且邦国能垂久远,得人民之爱护,方能成为不朽之功业,故为民亦所谓自求多福,发扬广大,永垂无疆也。

  二 为众生的佛教

  众生有二解:一、生即普通所谓动物之有生命的,众即佛法中所谓五蕴众法,由五蕴众法聚合生成名众生。二、众生谓众多有生命之类,如金刚经云: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乃至有想无想等类;不但专指有形之众生,而无形之众生,无不含摄。但佛教怎样为众生而有呢?以有众生则有佛,以有佛故有教法,直言之,为众生故而有佛教。从切近上说,即各各为度自性之众生,以不了五蕴假合之理而妄生种种执见,谓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起贪、瞋等惑,造杀、盗等业,流转生死,受大苦恼,故各各皆为度脱自性之众生也。二乘人发心,即为如此解脱自己之苦,所谓视三界如牢狱,以生死为冤家,其所得之果为罗汉、辟支,此是做到佛法中的一分。若大乘菩萨发心,即普为一切众生之类,所谓若有想、无想等,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涅槃者、即离一切苦得究竟乐,由如是发心,如是修行,而圆满佛果的一切功德,乃能将原来的大慈悲心实行做到,而作种种方便以济度一切众生,现种种身,说种种法。故大乘菩萨之发心,求无上菩提,不是为名利恭敬自得其乐的,乃是代为一切众生受苦而成佛施教的。但真正做到佛果,即成世尊,即不期然而然为三界之尊,众生之师,人天之所归仰,而始终是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而成大智慧圆满种种功德,故云以为众生乃有佛教也。

  此为众生之佛教,乃根据佛所说一切法因缘生之原理而来,以佛法是为众生的,因众生而有佛法,可通一切法皆因缘所成义。以佛法中所谓法,即指普遍一切法,皆因缘所生,比一阴一阳之道更来得透澈深妙,以一切法皆由各别的因与众多的缘所成。故每一法当体即是因缘,并不是因缘在法之外。如说人是五蕴合成的,若离五蕴假合之因缘,则无人可得,故因缘通于内在的关系与外在的关系。又如一间房子,若离去门窗砖瓦梁等,则无房子可得。且此内在外在的关系,皆息息相通,如今在此讲堂中,我的鼻息呼出则遍吸入于众人,而众人的出息亦皆入于我,由一切关系的交互相遍相通,故一法即摄一切法,而一切法不离于一法。佛为、即因众生种种机缘成熟,佛教乃出兴于世,即法华经中所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所以、佛法不但是为众生的,若离去众生,亦即无所谓佛法,以佛教之自性本空也。由此而观一切法自他交互之关系,以一法为自,则余一切法皆谓之为他。故我们做人之道,一切起心动行,皆是普为利益其他而出来的,则一切皆善,故结果得到自他俱利。若为损害而起之心行,则一切皆恶,其结果则自他俱害。故做人之道,应当以利益一切他人为本,此即所谓大悲心;随其机宜而行,则又方便多门也。做人之道如此,立国之道亦然。

  三 近代欧美文明的立国做人之道

  总上言之,所谓为民的中国文化,为众生的佛教,都在改善本身,提高本身,除去其劣点而发挥其优点,然后可以现出中国文化为民的功用,及佛教为众生的功用。有许多人只看近代欧美文明的科学发达与工业进步,诚然是很特色而为向来所没有的,但在其做人立国之道看来,则适为罪恶之聚。近年中国内讧外患、人祸天灾之洊臻,乃由现代世界趋势之所逼成;居今日之世界,无以变今日之趋势,则国与国间、人与人间,方将肉搏火并,益演其相倾相夺相残相害之剧,同归于尽。中华之民族与国家,亦安有幸逃之理,由此非救世无从救国,而救世的方法,则端在改易近代──欧、美以至日本等──的立国之道与做人之道而已。

  近代之立国之道,唯以己国富强为目的,而以侵略弱小国家、压榨柔善民族为手段以达到之,用其已有之富力强力,向其他国家民族为一度之侵压,以之益增其富强力,而进为扩大之再度侵压。若将国族缩小作个人观之,则此种行为,实为一极鲜明之强盗;循此轨辙一而再、再而三以前进不已,必然造成现代之帝国主义趋势。夫使世上只有一国能为帝国主义,或犹可横行无阻,而实又同时不止二国三国或五六七国,因此乃发生军备竞争,日日扩充海陆空军,研究防御他人及攻击他人之具。由帝国主义之战斗,迫令世界人类,悉索其才智与财力,走入极度相残杀之途。前次欧战,虽犹使人恐悸之未已,而世界二次之大战,乃日益煎迫。每国军备费,皆已超过国民经济上能负担之力量,于是直接引起经济之恐慌,间接波及政治与思想之混乱,使大战之机愈益成熟。虽屡开军缩会议,皆存一缩他国而扩己国之阴谋,空谈种种限制而毫无效果。且以毒气飞机等之新战斗具,急激增加第二次大战之杀害力与杀害量,此为由近代立国之道必至之一事。复次、使世上被侵压之柔弱国民,可永为欺凌而绝无反抗之觉悟与能力,或犹可听受若干帝国主义者之角逐吞并,卒归于一,乃不幸其被侵压者实为同此气血心知之同类,受侮既深,虑患益亟,柔弱可变而为刚强,独立自决,联合抵抗,风起云涌为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之呼声,共同之行动。凡帝国主义所取为侵压之具者──例如科学机器军械等──,被侵压民族亦得资为抵抗之具,俾帝国主义者之繁荣富强,再不能稳立及扩进于柔弱国民痛苦呻吟之上,而促令帝国主义者为加紧其防备,不能不愈增敲剥而激争斗,此为由近代立国之道必至之又一事。由此二事,乃造成国际世界非常之危险。

  近代之做人之道,唯以个人权利为目的,而以占领生产工具──劳力机器等──,夺取公共剩余为手段以达到之。据其已有之资本,向他人为一度之占夺,以之益增加其资本,而为扩大之再度占夺。若除去其假文明面具而作露骨之观察,则此种行为,亦为一极鲜明之强盗。循比轨辙以尽量应用科学,凭借机器,减轻工本,扩充生产而前进不已,必然造成现代之资本阶级趋势。夫使世上只有一个人或一个集团为资本阶级,或犹可横行无阻,而实又同时不止三个五个或十百千个,由此乃发生经济竞争:占据原料也,垄断商场也,秘密制造技术也,高筑关税壁垒也。各个人或各个集团,皆欲唯自己能充分生产,充分销售,以把握住人类经济之支配权力;而从事减低他人之生产力,堵塞他人之销售路,使他人皆降落于无产地位,以期独为最后唯一的资本阶级。由此销售呆滞,生产过剩,工作减少,则无产者之失业增加;商场凋敝,则中产者之倒闭屡见;民众之购买力愈低落,社会之经济力愈枯窘,于是最近三四年全世界之经济恐慌,乃日益演进,迄今挽救无术。前者白里安之倡“欧洲经济同盟”,最近路德乔治罗斯福之开“世界经济会议”,亦卒毫无效果。且以苏俄国营商品之倾销等,愈促个人资本主义之崩溃,此为由近代做人之道必至之一事。复次、使被占夺净尽而陷于无产之群众,或毫无物质之奢欲,或毫无结合之能力,或有安定之工作而不感觉困逼之生活,或有敬爱之情趣而不发生抗争之意识,则犹可任资本阶级之自相倾轧,而无需经济组织之根本改革,乃不幸彼无产群众之物质奢欲既极昂奋,而又时以失业而感生活之困苦,乃由复仇泄愤,奋起其广大之团结力,誓倾覆资本阶级,而使一切生产工具概归无产者掌管,于是有各种社会主义之运动,劳动团体之组织,终致有苏维埃俄罗斯的共产党所建无产专政之国家出现,代表无产阶级而为“第三国际”之组织;且以联合被侵压各弱小民族为号召,以增加其力量,而以代表资本阶级之帝国主义集团相决斗,此为由近代做人之道必至之又一事。由此二事乃造成人类社会非常之危险!

  四 发扬中国文化与佛教以救国救世界

  今日全世界各国人民,同处在此两重之危险中,中国民族则为被侵压之一柔弱民族。各柔弱民族自主之独立之国民革命,亦不过由近代立国之道之结果所激成之反抗耳。苏联社会革命之全世界赤化运动,亦不过由近代做人之道之结果所激成之反抗耳。然则中国其将由国民革命而追步英、法、德、美、日、意之后尘耶?抑将参加社会革命而追步苏俄之后尘耶?然学步英、日、等亦非易,非有二十三十年不克完成,恐不待完成,而已须随同近代之资本主义国家而没落矣。而学步苏俄亦为非计,以其出发于仇恨之报复,仍为伸此屈彼之压夺行动。凡建筑在他人惨痛怨毒上之福乐,必难安享,故唯为爱人、为拯民水火而革命之中国古圣贤文化,乃可拯救中国。

  然中国不应在近代立国做人之道所产生的危迫中讨生活,以造成一现代的国家争得一较优的地位为目的,而应致力于改革近代欧、美的立国做人之道。如能将近代的立国做人之道完全改变,则由近代立国做人之道所生起之困厄,皆可解除,国民革命、社会革命皆失其对象,亦自然无所需要;而中国民族在各国民之和乐中,亦当然同得其幸福之安享。由近代所发明之科学,所造成之机器等,亦皆可为世界人类有益无损之应用。其能有力的根本的改变近代立国做人之道者,即为为民的中国文化,与为众生的佛教。中国有为民的中国文化与为众生的佛教,故我们应担负这种由救世界而救中国的大责任来,以造成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安乐。(苇舫记)(见海刊十四卷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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