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之民族生活

  中国近代之民族生活

  ──十八年一月在德国耶纳城讲──

  中国民族之历史太长,此云近代,姑断自千年间之赵宋以来。所云中国民族,自然指汉族而言,但后来已被汉族同化之蒙古、满洲、回回族,当然也算在内。此千年间之汉族,虽在政治上曾被蒙古族、满洲族统治三四百年,有过元朝与清朝两朝代,但于赵宋以来之汉族生活,并未有多大变更;而且于一部分蒙古族,及全部分满洲族,还被汉族同化,而成为更广阔之中国民族。然至近今数十年,则固受欧美民族生活之影响,已起极大变化,故此近代之中国民族生活,当更析为近古近今之两个时代以说明之。

  一 近古之中国民族生活

  经过唐末五代之乱,进入赵匡胤统一中国之宋朝,承袭以前之中国民族文化,演成为宋、元、明、清之中国民族生活。兹分数条述之:

  甲、民族之心理  中国民族从汉朝以来之国家、政治、人民、教育、社会、伦理,皆统一于儒家文化之下。上古各种祀天神、地祇的遗风,则与求长生不老者混合成道教。汉末佛法传入,一天一天发达,先后引起道教及儒家的排斥,经过六朝、唐朝、五代、至宋朝,有了好几次摧残。然终以佛法的理论深广,及方便迁就,且产生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应用诗歌俗语及疑问反究,以普遍深入一般士夫及齐民之心坎,于是宋朝以后的思想界,遂皆以禅宗为共通之底质,分儒、释、道三教的门户于其上。宋朝以来的佛教各宗派,固无不以禅宗为核心;即宋朝以来,为教育、政治、伦理中心的儒教理学,及主张性命双修的道家,亦无不以禅宗为基本。至多数农、工、商的通俗心理,表现于寺庙、戏剧、小说、庆吊之间者,则无不成为三教混合之状况。故此时代之中国民族,成为三教融合的心理,而思想界亦成为佛以修心,道以养生,儒以治世的调和。

  乙、社会之组织  中国近古之社会组织,固然亦从中国古时代所逐渐形成,大约可分为三个级阶:一、皇族与文武官吏的治者阶级,视国家为皇族之物,而文武官吏佐之以掌管国家政治。二、儒士、僧士、道士之士民阶级,则处于治者被治者之间。于中儒士掌国家及社会之教化,且为文官之所从出。僧、道着重于寺院内之修养,而亦分担社会教化之一部分。三、农、工、商、民,则完全为被治被教化阶级,而一方则为国家官民一切生计之所从出,于中农民尤占重要。所谓官出于民,民出于土,而工商则比较轻微。以上即分构成人群生活之政治、教化、经济三要素为三个阶级,互相依倚连合,以成为国家社会之组织。可撮为一表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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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既等于皇家,以皇族为主体,遂除受皇族俸禄以佐治之官吏,及官所从出之儒士与国家有关系外,其余僧、道、农、工、商、每视为与国家兴亡无关,故容易为蒙古、满洲等异族君临其上。然原为农、工、商或僧、道者,亦有起为帝王或文武官吏及儒士者,故实无固定之贵族阶级。然一起为帝王、官吏、儒士,则即转移其帝位,而非复僧、道、农、工、商,故仍得为此三重阶级之分配。

  丙、民族之重心  中国此时代民族,具有坚强伟大力量之重心,乃在儒家教化及农业经济所结晶之大家族制度。儒来之教,以亲亲为本,由本身而上及父祖曾高,下及子孙曾玄之九族,旁及姻戚,皆有通财共财之义务;加以产生之基在农业,更易成“安土重迁”,“生恋田园,死正首丘”之风习。即游宦经商者,亦以田间为归宿,遂无不以承祖宗传子孙为人生最大之事业。无论何人来作帝主,但能适合于此民族之精神者,皆不难施治,否则、必骚乱无以安。蒙古、满洲族之能为中国之帝王者,以此;蒙古、满洲族之被汉族同化为中国民族者,亦以此。无论何教,能迁就此民族精神者,皆易施行,否则、必引起排斥。佛教僧伽在中国,失去原来之教团组织,变成一寺院一寺院之变态家族制度者,以此;天主教、耶稣教在中国,曾引起极大之暴动反抗,亦由不适应此民族精神之所致。

  二 近今之中国民族生活

  此云近今,断从八十年以来。此八十年为中国民族生活、受了欧美民族生活之影响,发生重大变化时期。今后当变化为何种之民族生活,殆犹难说,然试将此期已变迁事势略述之:

  甲、民族重心之转移  西洋人为传教及通商入中国者,由来已久。然前此皆迁就中国民族之生活习惯,不敢立异。惟自中国与英国鸦片战争失败,订条约,许通五处商埠,欧美人之相继至华者,遂日多一日,渐渐喧宾夺主。除割地、赔款之外,更有租界及领判权,与关税权等主权之重重损失。即传教者,亦无不挟其国威以俱来,以外来传教士为主体,设教堂,立学校。为中国民族重心之儒化,本包举国家政教、与家族伦理,而至是均渐为摇动。一方面有明悉欧美之政教者,主张变法;一方面有反抗欧美势力侵入之义和团举动。逮义和团失败,遂完全承认仿学欧美之军政、法律、教育,而分为君主立宪之改良派,与民主共和之革命派。由革命派占胜利,而有中华民国成立。然国家之政教虽变更,而儒化最深之家族伦理犹保存。近十年来,欧美留学回国者,提倡新文化,尽量输入欧美各种之民族风习,家族伦理,遂亦从根本上崩溃。或于国外之任何学说,任何主义,皆漫然引进。或于国内之先秦诸子,与汉、唐、宋、明来各家之学与佛法各派,及道家变形之同善社、道院等,无不泛然杂出,各欲凭其所主张者以争易全国之势。三年前之六七年间,在中国大抵可看为欧美俄各种西方思想与佛学纲领下各种东方思想之对流时代。近二年,则共产主义在国民党掩护下,有震憾全民族之势。至最近一年,渐呈稳定于三民主义之趋势,然民族之重心,犹未能成立。

  乙、社会组织之变迁  由国内数十年来,满族君治丧权辱国之反抗,及欧美列强民治发达之羡慕,迫使革命以成立民国。皇族既除,国为民国,而非复皇家,当然为社会组织之一大变更。然其始不过文武官吏与儒士之变更,其国家政治之办法,虽号称民国,实则为文武官吏及一部分士民政客之国,而与大多数农工商民无与。民国六年以来,由大小军阀无形割据,迭兴战争,互为消长,文官政客惟以奔走其下、拨弄其间为生活,可谓之军官国。由此兵匪滋蔓,灾荒连年,有民不聊生之叹。然另一方面则以华侨海外经商回国,及国内新式大商业兴起,加以军阀、官僚、政客,亦仰商界为财政通融之处,商人团体之力量渐增。每逢战争,亦往往能呼号和平以左右其间,甚至一时有设立“商人政府”之议。又近十年来,学生团体尤为有力,时作种种政治社会之运动,以为工商团体之领导,亦曾有设立“学生政府”之说。加以在外国及本国资本家所设新工业机关下工作之工人,亦日见增多,渐形成各种之组织,海员工会、铁路工会等较为有力。此商、学、工之组织,皆近于欧美社会之新式组织者。惟最大多数之农民,既无教育知识,以成立新式组织;然在兵匪灾荒中挣扎,又不能不谋自卫之道,于是从旧来小说戏剧中所表现似是而非之教,混合心理,成为神秘结合,若红枪会等之组织,亦能成为社会民众之一种力量。近来国民党组织国民革命军,欲为国民党领导军人及全国有组织之民众,共行国民革命,遂大呼农、工、商、学、兵联合起来。然土广民多,交通未便,农工商业均未发达,且未施行义务教育,致尚未能镕化家族乡土之隔碍,造成个人单位之强健分子,合组为国效命之民族战团,以变为近代欧美之国民组织;然今亦已有不得不趋向于此之形势。

  丙、民族心理之更换  近古三教调和之官士心理,虽尚潜流于一部份人士间,成为道院等之组织,然近亦加入耶、回成为五教调和,或加入其余一切宗教成为万教调和,非复旧来之性质;而大约近于去年日内瓦所开万国宗教和平会之运动。近古三教混合之农、工、商心理,虽亦尚潜流于一般未受学校教育之男女间,然稍受学校教育之男女,则已有不信教,或改信基督教之变动。然全国人民以历年来内讧外患之逼迫,近代教育文化之灌输,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渐渐发达,形成为爱国、爱民族心理,大多认欧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今日中国民族之圣药,而对于欧美各派哲学,亦有相当兴趣。然真正佛法之讲求,既成了许多研究或修养之团体,而对于中国先秦诸子、及中古近古之哲学,亦分别研究。其余则古书之考证,古文学艺术之探讨,亦有相当成就。今后之中国民族心理,其将吸收东西两半球,古近五千年各种民族之文化,陶铸为中国民族新心理,以为创造世界文化之发轫。因为、最能虚心容纳各种文化来研究的,恐无过于今日的中国人了。然要看中国民族今后之努力如何,兹犹未能必之也。

  三 结论

  今以地球上海陆空之交通发达,全地球已为近代欧美人自然科学之进步所征服。然人与人之间,则依各个国家之界域,造成各个民族战团,日相寻于扩充军备之一途,以求退可防御,进可侵略,而握得经济上、政治上之胜利,致随时可以爆发世界民族之大战争。故虽有进步,而离完善犹远。近来虽进行种种世界和平之运动,然要未有根本和平之办法。今中国民族固亦已有操练成民族战团、以应付此国际环境之倾向,然亦不能忘情于:向来以天下平和、人类完善之要求。但真能联合进步与完善为一致者,则唯发达人生以至成佛之大乘佛法最为圆满,此吾所以愿与世界佛学者,共为世界佛学之运动。(余乃仁记)(见海刊十卷二期)

  (注) 考寰游记,地点及记者俱不合,此殆讲于柏林民族博物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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