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师仅有知识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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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大陆佛教访问团”的一员,有幸参加同台湾佛教界探讨关于“佛教教育”的话题。应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尤其是聆听了各位法师、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高论,不免有些激动。细想起来,佛教兴亡,小僧有责。于是提起笔来也想说上两句,这也是一次机会。至于能否引起共鸣,则是另外一回事。

责任与压力

  纵观佛教界办佛学院,可谓争先恐后,遍地开花。而真正有成就的,却是寥寥无几。发心的不同,导致结果的不同,一般人都不会怀疑。对于各人而言,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对佛教的影响就在所难免。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大事。所以佛教办佛学院,操作者应时时警省自己的责任与压力。佛教命运的走向,一方众生的依止,往往是不经意的运作所导致。其结果,远远不是最初的风光无限,个人利益的得失,以及应付了事之时,所能够想象得到的。殊不知,“大众慧命,在汝一人;汝要不行,罪在汝身”。如果不能为大众的法身慧命着想,就更谈不上:“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佛教教育,需要负责任的佛教教育。要知道,佛教最初虽然有教育,但却不是以佛学院的形式存在的;那么,怎么样才能与佛法相应,就显得尤其重要。否则,就没有了意义。这是一个不能不深思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僧格的培养

  佛教的现实,是一个不容乐观的现实。那种就盲目的信仰、崇拜、与陶醉,不是真正佛教的表现形式。而一切的法安法位,统理大众的工作,都应该是要出家人的定位。那么,佛教教育的基础,首先是就出家人僧格的培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尤其是在这个缺少高僧大德的时代,对于出家人僧格的培养,更加显得重要。

  自佛教传入中国,直到民国年间,一千多年的历史,佛教的教育,一直都是在寺院中完成的;而且,基本上是在师徒之间进行的。应该说,单纯的师徒之间的特殊关系,单纯的佛法知识的传授,自然会有相应的默契,那么出家人接受的教育,对于僧格的培养,正知见的建立,都比较成功。

  民国以来,中国有了佛学院的教育。于是乎,佛学院的教育替代了师父的教育。而佛学院的教育能否如师父的教育,实在又很难说;加之,在这所谓人类进步的时代,过多的人文思想的提倡,人们必然会心随境转。谁能说,佛学院的教育不会受到影响,受到挑战。且不说人情味对人的束缚,因为这里面尚有方便的问题。单就世间五欲的诱惑也足以让人神不守舍。而佛学院里面的学僧,是一批刚刚出家,不具有多少免疫力,又没有办法不面对这种现实。那么,如果不能加以良好的管理和传导,是否还会有定力维系和保任自己的信心

  另外,师徒间的传法,单纯而真实,没有外界的干扰与束缚,因此而简洁明了,更适宜于一个人的僧格培养。而学院的体制的出现好象一个国家的生存,来自于自身的习气,和作为团体存在时的所必备的形象,还有对社会的融合程度。这足以使原本的教育,变得更加复杂和繁琐。

  以上的考量,并不是不接受一个存在的现实,也不是否定佛学院的存在价值。只是就如何能使这种现实和价值得到认同和发挥,并有利于出家人僧格的培养,应做更好的筹谋。比如说,佛学院领导在承担责任与压力的前题下,对于出家人僧格的培养,要注重于法师和学僧的定位。不管怎么说,这是重要的定位。

  法师的定位:法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丰富,同时,也应该是修行,至少是修养的表率。否则,就成了“己所不欲,也要施人”。那么,此种情形下的负面影响,是无法避免的。相信学僧们的眼睛,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所以,选择好的法师,是一定要考虑的事情。

  学僧的定位:学僧是有志于解脱而求学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志向,实在没有必要留在寺院里面。红尘滚滚,任尔驰骋,何必在出家的队伍里,有所企图呢?所以选择学僧的时候,没有必要让这种人存在。所以,必须要有淘汰的制度。

  无论怎样好的定位,都需要领导者重视之下的规范,并使这种规范能够得以切实的实施。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

知识只是工具

  现实的社会,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资讯,充斥着人们固有的价值观念。作为佛教教育,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却不能偏离了学佛的方向。也许有人会说:“菩萨向五明中学”。这话实在也没有错;只是,我们好象并不是菩萨的境界。如果说,真的是菩萨的话,也实在不应该有这样的说法。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这一点。但也不是说,不可以学其他知识;只是怎样发心,就显得非常重要。

  知识作为工具,在学佛的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教给了我们走路的方向,并能缩小到这个方向的距离。但如果停留在原地,知识就变成了一种说教。就“三般若”而言,知识只是“文字般若”,目的是要认识“实相般若”,而用功修行以同“实相般若”相应,谓之“观照般若”。可见,知识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唯一。就佛教而言,如果不能为修行服务,只能是知识而已。可以凭之而得世间的名利。当然,要说不可同日而语,实在是因发心的不同而有区别。要知道,佛教徒“为学日增”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为道日损”。因此说,我们不能舍本而逐末。所要学的知识,即使是为他,也应该是在利他中,完成的还是自利。就像佛教的“学术化”倾向,不能不接受,却又不能走极端。一旦走了极端,就失去了佛教的本质。因为,佛教是要使每个人成为解脱、自在的觉者,而不是成为一个学者。也许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却不能否认这一点。

  以上所言,不过是自己的一点儿不成熟的想法。虽然如此,却一直以为很重要。现实中,往往最重要的东西,常常被人忽略。或许也不是这样,因为说起来比较容易,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各种条件的制约,都会影响佛教教育的定位;更何况“水至清则无鱼”。至少佛教教育面临着生源的竞争。如果不考虑这样的因素,那么,自己的佛学院极有可能会冷冷清清,作为主持学院的领导,很难不去在意这些。所以说,佛教教育的定位,是所有佛教领袖们取得共识后,共同担负起的责任与义务。为了佛教的生存空间,为了佛教的未来,这样一份压力和使命,我们已经到了该有所作为的时候了。希望这种想法,能够引起重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于北京中国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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