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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茶禅文化 

  “茶”在禅门佛寺中不可或缺。文字记载比比皆是,可随意拈出一二。《五灯会元》卷九记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资福如宝禅师)曰:饭后三碗茶。”《景德传灯录》卷二六记载:“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曾列出居士“清课”有 “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列为日常修习的第二位,可见其重要性。饮茶逐渐成为禅门制度之一,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逐渐形成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仪式。而茶与禅门结合如此紧密的物质基础则是“农禅”,其源起于江西禅宗,也巩固于江西禅宗。

  “农禅”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习禅生活方式,它改变了中国僧侣最初承自印度佛教的依靠布施为生的方式,将修行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实现了寺院经济的独立。“农禅”由被慧能称为“马驹踏杀天下人”的马祖道一(公元709年-公元788年)率先在江西实行,其弟子百丈怀海(公元720年-公元814年)创制《百丈清规》(亦称《禅门规式》)又将“农禅”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道一与怀海都是江西洪州禅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禅师。道一开创了“洪州禅”,百丈怀海后,洪州禅势力日大,从而形成了“洪州宗”。洪州禅是慧能禅发展为江西五家禅的过渡阶段,也是禅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

  “百丈清规”使禅宗的体制更加中国化,为禅宗独立自主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其中的“普请法”(无论上下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适应了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自力劳作,实现自给自足,为禅宗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从而使禅门生活安定,无求于人,较少受到政治波及,并可以吸纳更多的学人。这是南宗禅一枝独秀于其他各宗派的最可靠保证,也是禅宗得以稳固并不断扩大影响的最牢固的基础。因而赞宁在《怀海传》中说:“禅门独行,由海之始。”同时,农禅造就的禅宗这种自然、恬淡、平静的生活状态,以及自由超脱的精神境界,对官僚和士大夫来说,不啻为人间天堂,因而吸引着他们与禅僧交往,在各方面促进了儒释的融合。对正统儒学来说,是促进了宋明理学的形成;对佛教禅门来说,则深化了它的中国化。二者的结合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

  《百丈清规》一经产生,就迅速向周边禅院传播,影响日益扩大。北宋真宗时,杨亿向朝廷呈进,从此《百丈清规》取得合法地位,向全国佛寺推行。原本《百丈清规》早已散佚,但其基本内容,可根据现存资料略知大要。《宋高僧传》卷10《怀海传》,《景德传灯录》卷》所附《禅门规式》,《禅苑清规》卷10《百丈规绳颂》,《敕修百丈清规》卷8所附杨亿《古清规序》等都可窥知大略。《百丈清规》在流行过程中,伴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禅寺僧众的增加,禅事活动的日益复杂,也不断增删修改。在“百丈清规”的基础上,寺院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生产、活动、修行制度。茶事活动即是其中之一。由于茶与修行的天然联系,饮茶在禅寺中非常重要而讲究。寺院专设有“茶堂”,供禅僧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品尝清茶。法堂西北角设置有“茶鼓”,每天按时敲击以召集僧众饮茶。禅僧坐禅时,每焚完一枝香,就要饮茶,以便消除疲劳、提神益思。在诸寮舍司专事烧水煮茶、献茶待客的,称为“茶头”。有的寺院门前还有“施茶僧”,为游人惠施茶水。佛教寺院的茶,称为“寺院茶”。丛林规则,每天要在佛前、祖前、灵前供茶,叫“奠茶”;按照受戒年限先后饮茶叫“戒腊茶”;平时全寺众僧饮茶叫“普茶”;新住持晋山时,也有点茶、点汤的仪式,还有专以茶汤开筵的,谓之“茶汤会”。饮茶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也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一些重要场合,如佛教节日、朝廷御赐法衣、名号时,往往要举行盛大的茶宴。茶宴也有一套固定和较为讲究的仪式。仅举最为著名的径山茶宴便可窥其一斑。

  径山是天目山的东北高峰,这里山峦重迭,古木参天,白云缭绕,溪水淙淙,有“三千楼阁五峰岩”之称;还有鼓楼、大铜钟、龙井泉等名胜古迹,可谓山明水秀茶佳。径山寺始建于唐代。宋开禧年间,宁宗皇帝曾御锡“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自宋至元,有“江南禅林之冠”的美誉。径山寺不但饮茶之风甚盛,而且每年春季,经常举行茶宴,坐谈佛经,径山茶宴有一套甚为讲究的仪式。茶宴进行时,先由主持法师亲自调茶,以表敬意,尔后由茶僧一一奉献给应邀赴宴的僧侣和宾客品饮,这便是献茶。僧客接茶后,先打开碗盖闻嗅茶香,再捧碗观色,接着再是启口“啧、啧、”尝味,一旦茶过三巡,便开始评论茶品,称赞主人品行高,茶叶好。随后的话题,当然还是颂经念佛,谈事叙谊。(陈观沧、姚国坤《茶禅一味》,见《茶与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茶在禅院中如此重要,禅院必定重视种植茶树、采摘茶叶。《五灯会元》中记载有一首江西庐山归宗寺志芝庵主的诗云:“茶芽蓖蔌初离焙,笋角狼芒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办,得闲谁管板头低。”可见在唐时僧人种茶、制茶已成为寺院的一件大事了。唐宋时各大佛寺无不设有茶场,专门种茶、制茶。

  “自古高山出好茶”,著名的佛教寺院大多处于环境清幽的名山之中。我国的许多名茶最初都产于寺院。如碧螺春茶,产于江苏洞庭山碧萝峰,茶汤清澈嫩绿,原名“水月茶”,就是洞庭山水月院僧人首先制作的。福建乌龙茶则源于武夷山的“武夷岩茶”,宋元以来以武夷寺僧生产的最佳。唐代荆州玉泉寺附近山洞水边生产一种野茶,经玉宗寺真公和尚加以焙制,使之“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李白曾对此茶赞不绝口,称其“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明代僧人大方所制之茶远近闻名,人称“大方茶”,是安徽南部“屯绿茶”的前身。相传具有特殊保味功能的茶具紫砂陶壶也是明代江苏宜兴金沙寺的一位老僧创制的。(稿源:第一茶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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