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艺政策之管见

　　对于文艺政策之管见

　　──三十二年三月在重庆狮子山作──

　　承张先生以“我们需要的文艺政策”询及刍荛；再经详阅之下，窃觉所标示“六不、五要”，既甚惬当，而阐明文艺与政治之连系及三民主义应有文艺政策之意义，尤极精彩！惟有希望全国文人作家能协力实行，俾新中国之新文艺，早日呈现于世界！然略有其补充之意，则新中国之新文艺，以恢复固有文化从根救起，吸收现代文明迎头赶上之三民主义为中心，自无疑义；但恢复与吸收，应以三民主义之精意为标准，为选择的而非笼统的恢复与吸收也。兹试就固有文化与现代文明略加分析，　以备采择。

　　以言固有文化：首应着眼于中国民族唐、宋来政治、经济、学术、文艺、思想、风俗之彻上彻下彻内彻外的整个文化；断自中英不平等条约订立之百年以前，皆为三民主义所应直接继承，而择去其渣滓、选取其精华之所在。于农业宗法之骨架上而表现为学艺政俗之结晶者，则为儒、释、道三教之混合文化。此征之民俗、小说、戏剧、诗歌、建筑、雕塑、绘画、音乐，以至学说思想等，无一不然。例如宋明、儒道学，即为于儒、释、道三教各撷取少分以构成者。故皆应依三民主义为准则，施以分析整理之工作，然后或淘弃或举扬之，方收取精用弘之益。设一言固有文化，即随瞀儒浅见，笼统的以接受韩、欧、程、朱一流为恢复，而不知韩、欧肤浅无识之偏狭，程、朱、阴盗阳憎之欺伪，其狭伪实为中国文化千年来渐陷低弱之原因，则恢复固有文化反成加三民主义以拘蔽，使不能有所择取于初盛唐雄大宏远之全国民族文化也。即就王通、李翱、陆象山、王阳明等道学，魏征、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等政治，李白、杜甫、柳宗元、苏轼等诗文，其胸襟识见亦远超韩、欧、程、朱之上。近人乃仅附韩、欧、程、朱而比类言及，抑何锢迷之甚耶？由唐再溯而上之，则周、秦子学与晋、隋佛学实为中国文化之斗枢。周、秦子学皆承伏羲至春秋之古化，经孔、老之抉择而开出，百家争鸣，九流竞兴；秦用法家者流而启大一统之局，汉初法、道兼用，至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籍乃升而为活跃为上层政治文化，蔚成两汉经学，清儒则承汉学而疏证精究之者。东西汉间道家淮南子、魏伯阳、张道陵等，则宗黄老而吸收退而在野之诸子绪余、及积古流传之社会风尚，迁为道教，是为周、秦子学之分流为在朝的儒教与在野的道教。佛教之传入始东汉，至东晋渐盛，经南北朝入隋再成统一之国家，唐承之而佛教遂成陶铸儒、道之中国民族沦肌浃髓之主要文化，其流变尝有十四宗之多。故古化之周、秦诸子与佛化之隋、唐诸宗，在中国民族文化之构成，实为最主要之因素，而傅翕、王通、李翱、周茂叔、盖宋明儒、道学之先河也。然转为程朱之传统，则非其全也。汉承秦之大一统，融冶秦、鲁、燕、楚之异风殊俗及周、秦九流之子学，因有两汉灿烂之文艺。唐承隋之大一统，陶炼诸胡、五印之异风殊俗及晋、唐诸宗之佛学，因有三唐瑰玮之文艺。则文学艺术之莫盛于汉、唐，亦有由来矣。故必须以三民主义为准则，抉择隋唐以来、周秦以来两大阶段之文化，加以批判扬弃，整理成三民主义之中国文化史，始足言恢复固有文化，从根救起，顾可以抱持学、庸、程、朱之道统了事耶。

　　以言现代文明，则基督之宗教，历史之哲学，自然之科学，工业之经济，国族主义、民治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也。而三民主义为针对国族、民治、社会之政治，分析之，综合之，批判抉择之，选取其精英，择去其弊害，融成一体而又统持超越于其上之政治哲学也。所以能统持超越于其上者，一由其集取中印古化精意之中国民族文化为渊源，二由中山先生之特见，三由蒋委员长率全国同志之力行，则于政治固可遵循之以建成现代民国而更促进大同之世。但自然科学之研究，工业经济之建设，虽已具规画而为国民咸知注重，然犹待有步骤的二三十年之努力，庶可完成。至于现代哲学之精彩，如文化哲学、辩证法哲学皆历史哲学之主流也，尤应迅速建成从宇宙至人生之三民主义史观，方足统摄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而可大可久。夫三民主义之体系既如是精深而广博，则发扬三民主义主要工具之文艺，安可无此“我们所需要之文艺政策”哉？是诚全国文艺界未可掉以轻心，而当以审慎出之者也！（见文艺先锋二卷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