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一般教育说到僧教育

  从中国的一般教育说到僧教育

  中国的教育较之日本及欧、美诸国,固然不普及而且低下得很,有急须推广开去和提高起来的需要。但若照二三十年来的教育样子继续办下去的话,不推广不提高已足渐渐底置中国民族的生命于死地了,若再加以推广提高,岂不立刻可以制国民的死命吗?然而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理由呢?中国二三十年来教育的大弊端,其一为没有贯澈的宗旨,其二为不切于国民实际生活的推进,所以愈办愈纷,愈久愈为人厌恶,几乎可以视为国家社会扰乱根源的制造场,和国民生产能力的销毁所了。如此的教育,犹当做一件功德唱着推广提高的调子,而不认为极大的罪过,真不复知其是何等的肺肝了!

  近年议定以三民主义为中国的教育宗旨以后,第一种的弊端似乎可以去除了,而以第二种的弊端仍然存在的缘故,将使笫一种的弊端亦无由解脱。以没有切于国民实际生活的推进办法,则虽有良好的宗旨,亦必无从贯彻。玆先摘录天津大公报的论评一则,以证其事态的严重:

  中国政治为都会政治,一切主义政策,皆都会之主义政策,而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所经营擘画研究思索,举不出于都会,其持以判断事物锻炼思想者,要以都会生活为其背景。至于全国数百万方里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多数同胞之真正生活上状态如何?则大抵茫然无所感知。易言之,中国之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并不知中国事,不理解中国人生活,与最大多数同胞精神上并无接触是也。此殆中国改革多年失败之根本,亦都会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精神堕落,沦为寄生害虫之由来。

  ……冀南非战地,非灾区,论历史、开化最早,论现在、犹属小康。然以中原文明之民,而群迷信归依于所谓红枪会、白枪会、黄沙会、黑枪会、绿枪会、花枪会、孝衣会、孝帽子会、篮子会、九公会、八卦会、真武会,所事维何,则从所谓传法师或代传师者,读老本咒、止血咒,更学所谓分身法、土遁法……。此外、更有所谓邪门教,盛行于豫北、冀南,其教以秘密行之,其组织有皇帝、正宫、西宫之称,其等级有尚书、侍郎、状元、榜眼等之设,其人着红衬衣、黄臂章,其教义不详焉……。最下等之刺激性的娱乐,反横行于乡间,海洛因之剧毒,遂化为红绿黄灰白五色金丹,以吸耗人民精髓,而土娼跋扈,梅毒流行,亦遂为乡间特色焉。……盖冀南在全国中犹为较完好无事之区,而其穷且乱如此,人民失教如此,社会风俗之蒙昧退步如此!然则战区更何如?长江共祸,西北奇灾之地,又何如?吾人敢大声疾呼于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之前曰:中国文明在那里?主义政策在那里?凡都会居住之有支配权者,反躬自省,对同胞大众曾扶助否?曾教导否?让一步,曾不加剥削摧残否?且政治上、社会上之浪费,对于生产者之农民生活,影响若何?苛捐杂税,购械增兵,于精神上、物质上、贻害人民之程度若何?再退一步,自省都会人之思想行动,生活样式,其去同胞大众者若何之远?对于革命及建设之努力,若何之微? 茍有天良, 当可知耻而发奋矣!

  中国多数人民的实际生活如此,而所施的教育如彼,又何怪小学、中学、大学,只成为下等、中等、高等的失业游民,或密群流氓产生所,不能适应国民的实际生活,推进其能力,改善其行业,以收教育的良效。然试一窥察其症结之所在,则知其所以然的来源甚远,而近今的教育非澈底的通盘的革新,决无以起死而回生。盖中国在以前,书院设官、科举取士的教育,不外由士而仕,出仕为官,退仕为绅的士、官、绅、教育。迨废科举而改学校,订学制,办学务,做学生的仍不过是这些出仕的官、退仕的绅、未仕的士而已。乃至三十年来,到日本、到西洋留学的学生,以及留学回来而办学的学士、硕士、博士,亦仍旧是这类官、绅、士,以及官、绅、士的子弟,或官、绅、士陶育出来的生徒。所以、由这种教育只能造出些文官、武官与教员,以及没事做的有钱绅士,和无业游民、流氓、共党、兵匪。

  从前科举时代,自成一阶级的所谓读书人,童生以秀才为出路,秀才以举人为出路,举人以进士、翰林、与做官、做乡绅为出路;不得已,然后从事教书和刑名讼棍以及医、卜、星、相、琴、棋、书、画等等。迄今进学校的学生,亦依然另成一读书人阶级;初小以高小为出路,高小以初中为出路,初中以高中为出路,高中以大学或出洋留学为出路,大学以出洋留学或做官为出路;留学回国的学士、硕士、博士等,更以做官、做大学教授为唯一出路;不获已,然后当教员、律师、医生、工程师、会计师、新闻记者、卖文者、绘画者、以及做戏剧电影的演员等等。

  然以前的读书人,原是农、工、商以外的另一士民,以此为业的原不到百分的一二,所以不妨以为官作绅、及落伍的刑名讼棍杂流等类为出路。至于今日所办的小学校等,乃是所谓国民教育,乃是应普及全国人民的,虽则小学也尚距普及全国的儿童甚远,但小学生较之以前以秀才为出路的童生,亦何止已多出二三十倍。而小学的学课,都是为升中学而设的,一做了小学生以后,即已变成喜欢踏琴、踢毬──而百事不为、五谷不分的寄生分子。然在中国农工的经济状况之下,小学生百分的六十至八十不能终小学或升入中学,遂堕落为小游民、小流氓,而卒以为兵、为匪、为共党的工具。其升入中学的,学生所受的学课,又皆是为升入大学而设的,中学生百分的七十至九十,又限于家庭经济而不能升入大学,然已习惯成穿西装皮鞋,出入电影戏馆的社会消耗分子,既无专门的技能,而旧式的农事与工商学徒又薄不屑为,做教员或公务人员又不易有位置,遂堕落为较高的游民流氓,最容易被吸收为学兵、军官学生、以及社会的棍痞政客的牙爪,共党的工具,匪类的首要等等。现在做共产党的,十之八九是此类中学不能升学的学生。而大学生中的共党学生,则都是由此类中学生得共党的资助而升入的。其少数能升做大学生、或留学生,以及做教员、官僚、将校等等,则自然更变为奢侈的浪费的高等游民流氓害虫了。要之、一进了小学以后,即已将其原有为农业为手工业的生产能力消毁了;一到了中学生以上,那是更习成为一种都市的浪子,而再不能回到原来的社会中、家庭中去的了。由此学校教育的结果,不但不能于原来的农工商的事业有所改进和能力有所增益,而且反加以巨量的摧灭,并大批的产生只会消费的游民流氓,以及肆为扰害的社痞、政棍、军阀、匪首等人群蝥贼,带累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以天灾人祸的逼迫,不得不流而为匪为兵,以至在红枪会等等的无可奈何办法中生活着。说到了这里,大概良心未丧尽的教育当局,也应知道若不是全国的学校立刻停闭,便应立刻图谋改革的方法了罢!

  中国国民的实际生活,十之七八是兼带渔、牧、林、圃、和纺织等手工业的农民,近来以各商埠的工商业日趋发达,故亦有百分之十六七从事工商;至于应可入政、法、军、学界,及起为农、工、商业领袖者,当不过百分之五六而已。假使要革除向来的教育弊端,将教育适应如此这般的国民而使之普及,并能在实际上得到遍增国民能力、推进国民生活的效果,则考察全国学龄的儿童,亦十分之五六恐仅能受初小教育;十分之四五能受高小教育;十分之二三能受初中教育;十分之一二能受高中教育;百分之一二或四五能受大学教育。观此,可知适切国民多数的需要,应当办怎样的小学、中学、大学了。

  一、初小应完全为办在山乡中的农村小学,教师亦须能实习农事,并有当地及超当地的农事知识经验,能率领小学生并小学生的父兄共同农作,及指导其从渐改进农事,务令学校生活,与实际的一般农家生活相近。作了小学生以后,不但仍能去作农务,而且于农务有逐渐改进的效力。如此的小学,才是大多数人民需要的教育,才有普及大多数人民的希望。若养成少爷、双料少爷的小学,则唯有使大多数人民对之疾首痛心而已,那有普及的可能!高小可为办在乡镇的农工小学,兼学习一点初步的工商知识经验以外,其余一切皆与初小同。至于为预备升中学、大学而设的小学,则在都市另设十分之一的小学便可,或并此亦不须另设。使升中学以上的学生,亦皆从农村农工的基本教育中而出,则于都市儿童身体的强健劳动的操练,与自然生活、人工生活的接触和实习,乃至他日担当国家社会的公务,亦深知民间的疾苦,尤有莫大的裨益。而且、中国人民向有重农的心理,士人、商人亦无反对其子弟入此等以农事为中心的小学的理由──对于已过学龄而失学的民众,当另办夜学、农暇学校、民众图书馆等以教化之。

  二、初中应为办在村镇间的农、工、商学校,使学生生活仍与一般农、工、商民众密切融洽,并实习农、工、商的事务以养成其知识和经验,俾大多数至初中辍学的学生,皆能安于一般的农、工、商生活,从事农、工、商业,而能逐渐为乡镇邑市生活的改进。高中则可为升大学的预备,或小学教师与较高等的专门职业的修习等等,宜办在都市,使能渐渍观摩近代工商业而为实业进步的基础。要之、小学在养成其农、工中心之天然生活、人工生活的知识经验,而中学则在养成其工、商中心的人为生活、人群生活的知识经验。

  三、大学或学院、研究院,应看其性质如何而定:理科中心的,应设在富自然物区;工科中心的,应设在工业区;商科中心的,应设在商业区;农科中心的,应设在农业区;法科中心的,应设在政治都会;文科中心的,应设文化都会;其他若医学,应设在人口繁盛都市;军校、应设在首都或国防区等,皆以便实际生活的联络与研究。而对于近今务名不务实而滥设的大学之类,尤有紧缩和精炼的需要。其最大的急须改良点,则为除专门学外交和学外国文学与预备外国留学的以外,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皆停止外国文的学习。其理由、以既为中国人,当然于中国的文字不能不学通顺;然学通顺一种文字,已经不易,若再须学通一二种与中国文绝然不同的外国文,势必使学生的精力,只能用于文字的学习,而对于各种专门学问,更不能有精深的研究。此所以中国现今的大学学生,认真用功的每致过劳病夭,而大多数在不良学制的无可奈何下,仅以敷衍光阴、换得一卒业文凭是务,绝不能有真才实学培成出来。而大学所以成此现象的原因,则由留学回国当教授的博士等中,有一些仅能依照其所读的外国文课本,照本教读,虽译成国语来讲而不能,由此才借要研究科学必学外国文的谬习以文其浅陋。而国内的大学,遂除却学一点文学法学以外,没有学到科学的专门识力的可能;于是、不甘自弃的群趋于向外国留学一途,而经济人才的耗损,乃莫此为甚!故今大学等等的改良,第一步应由国家设编译所,尽量的将各国已出的、续出的、各科科学书译成国文,使高中以至大学的学生,只要学通了国文,便能研究专门的科学。同时、由国家设研究所,为第二步养成能独立创生各种科学的学者,则中国的大学,始有自存的地位。否则、无论怎样总不过外国大学的附庸,岂不可耻?

  四、留学生除理科、工科、医科、农科以外,一概停止;但于各大学助教、讲师、教授,曾服务学校十年或五年后,得派至国外各大学研究政治、经济、法律、文学、哲学、社会学等等,以资深造。此中所省下的留学费,足可提高二三大学使极完备,聘各国最著名学者来充教授。

  五、中国近来军队扩充不已,军阀产生不尽的缘故,国内军校和国外留学军事的军官大批产生,亦为要因。今应停止各地所设的军校与军官留学,再不增选未学军事的青年学军事学,唯选拔中级以上军官可深造者,在首都设一高级军官学校,并派遣各国留学,以资研究。

  对于中国一般教育,有这五重的革新,庶其可由适应实际而有贯澈宗旨的一朝。

  故中国近代教育家可崇佩的,非前期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亦非后期的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而为农村教育实行的陶知行。平民教育社的颇适于北方农工社会,职业教育社的颇适于东南工商社会,亦为其次。

  至于僧教育,则前清光绪三十年以前,大抵不外于丛林参禅、和丛林的讲经、与律寺的持戒三种;此外、则习为念佛、诵经、礼忏、施焰等等而已。光绪三十年以后,因各地方兴学校、夺庙产的关系,八指头陀与北平觉先、杭州松风、江苏月霞等,创办僧教育会,由僧界自办僧学及请绅办人民小学:江苏僧师范校,湖南僧师范校,以及杭州宁波等僧小学,最为佼佼。然小学则通俗化,而师范则儒化,或讲经法师化,未足云僧教育。卓然有世界弘法之意义者,则为南京杨仁老所设祇洹精舍,惜时短未有成效,入民国后,僧小学等时有增设者,然亦无何成绩。民三、有华严大学的名称起,颇形成一月霞学流,迄今未衰。民六、有观宗学舍的名称起,又形成一谛闲学流。民八、有支那内学院名称起,又形成一竟无学流。民十一、余在武昌始创办佛学院,继之而有近七八年来北平、四川、厦门、九华、湖南、普陀等各处的佛学院或僧学院。然办僧教育的人,或为旧时的讲经法师,或为讲学的儒者,或为通俗的教员学生,要皆未适于办此“造成住持现代佛教之僧宝”的僧教育,以致或专学做老式的讲经法师,或变做考讲佛学的学者,或由变成通俗的学生、再变成通俗的教员。学出来的人,除去讲经、做教员、或办刊物等以外,亦几以回不入原来的寺院僧团而作僧事。我办佛学院,原是过渡的,头一班毕业后,即拟办僧律仪院,因故未能办成;而后今各处仿办的学院,亦几于为[寺僧社會」添造出不切實際、不符宗旨的游僧了。

  所以、今日的僧教育,應速分為兩大支:一支為汰除的僧教育,使之退為沙彌或優蒲,以習農工而自食其力;一支為考取的僧教育,使之入為律儀院二年,教理院七年,參學處三年的學僧,養成弘法利人的職僧。由選拔為職僧,推定為德僧者以主持佛教。要之、學僧的僧教育,當以造成能管理佛教寺事,辦理佛教務會,以及布佛教、授佛學、辦佛教文化、慈善等等事業的僧才。換言之,即為能勞動操作、弘法利世的住持佛教職僧,學者、講師、教員、記者、雖亦為職僧的幾種人才,然應造的職僧不僅限這幾種,尤重在能以大悲為法為人之心,布施濟世、持戒正俗、忍辱負重、精進耐勞之辦事才德,能適應切近現今各處寺院僧務的需要,以入於各處寺院僧團中,改良發達佛寺之僧務。這是現今各處辦僧教育的、所應深深注意的。要之、辦僧教育,一方面須認清「造成住持佛教的僧寶」之宗旨以求貫澈;一方面又須適應現今寺院僧伽的實際生活以求逐漸的推進。果能這個樣子以辦僧教育,才可以算做一件的功德。不然,那又未免與辦現今一般教育的、一樣是罪過了!(見海刊十二卷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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