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祭祀类建筑遗存的文化功能 　

　　在河南明清物质文化遗存中,古建筑遗存占各类遗存总量的2/3。其中,祭祀类建筑遗存又占全部古建筑遗存的3/5。数以千计的祭祀性建筑遗存遍布城乡,并与世代流布的庞大的中原神话群、繁盛至今的中原古庙会群的娱神祈福等活动水乳交融,共同构成了有别于传统礼乐制度的民间礼俗文化。

　　一、河南明清祭祀类建筑遗存的类型及特征

　　河南明清祭祀类建筑遗存有以下四类:(一)天地祭坛,如商丘阏伯台、济源济渎庙、沁阳神农坛、柘城蚕姑庙等祭祀自然神的祭坛神庙。(二)宗祠和先贤祠庙,宗祠又分为祭祀中华人文始祖的祠庙和供奉、祭祀同族始祖或直系祖先的宗祠两种。前者以淮阳太昊陵、新郑黄帝陵为代表,后者如商丘睢阳区李口乡李氏宗祠:明代永思堂、奉思堂、(亻受)思堂等;先贤祠祭祀、供奉先贤、名士、忠臣、廉吏、英雄等人神。以嵩县周公庙、洛阳府文庙、伊川二程祠、南阳武侯祠、巩义杜工部祠、沁阳韩文公祠、汤阴岳飞庙等为代表。(三)宗教性祭祀类建筑,有祭祀、供奉佛祖及佛教世界各种神佛的寺院,祭祀、供奉道教三清及道教世界各路神仙的宫观及伊斯兰教清真寺,基督教天主教堂等。如作为佛教“释源”“祖庭”的洛阳白马寺、中国最早的禅宗寺院登封少林寺、数量占全国1/6的530多座砖石佛塔建筑、洛阳龙门等40余处石窟寺等;再如道教的登封嵩山中岳庙、鹿邑太清宫以及遍布各地的玉皇庙、碧霞宫、城隍庙等。(四)行业神庙宇,如镇平扁鹊庙、许昌鲁班庙,汝阳杜康庙以及遍布全省的祖师庙等。

　　上述遗存在地域分布上具有突出的群落性特征。如宗教性祭祀建筑大部分集中于秦岭山脉东延、河南境内的崤山、熊耳山、外方山等豫西山地、太行山南段东路的豫北山地、以及以嵩山为中心的豫中登封、巩义、新密一线。以豫西、豫中为例:豫西现存明清佛寺49座,嵩县一县即有法华寺、安禅寺等18座;豫中现存道观54座,登封一市即有中岳庙、紫云观等20座。先贤祠庙的分布情况亦然,以关羽庙为例,河南明清祭祀、供奉关羽的庙宇有96座,登封一市有13座,登封大冶一个乡就有曹村关帝庙、沙沟关帝庙等6座。在这些群落状分布的祭祀性建筑的中心区域与周边,还世代流布着伏羲、女娲、大禹、盘古、夸父、阏伯、黄帝、神农等组成的庞大的中原神话群。以神坛寺观为依托,中原古庙会群活态传承、繁盛至今。如豫西以中岳庙为中心的嵩山庙会群、豫北浚县西山碧霞宫为中心的浚县庙会群、豫东以淮阳太昊陵为中心的人祖庙会群、豫南桐柏山系的盘古庙会群等。祭祀性建筑成为中原民间祭祀、娱神、祈福、求嗣等系列民俗事象得以开展并世代相沿的场所,本无生命的祭祀性建筑实体,承载着种种精神意蕴,成为中原礼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从国家礼乐制度到民间礼俗活动

　　宗庙祭祀及其支撑它的一整套宗庙昭穆制度,是中原古代文明 “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礼制——法典、制度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建立在中原农耕文明及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组织基础之上的等级森严的礼制,直至明世宗嘉靖皇帝允许民间广建祠庙时才得以松动。明清祠庙兴建成风,祠庙遍布天下,祭祀也从儒家礼乐制度的“国之大事”,逐渐演变为民间礼俗活动,祭祀性建筑随之具有民间文化聚散地的功能。在淮阳太昊陵、灵宝铸鼎原、浚县禹王庙、洛阳关林、汤阴岳飞庙、卫辉比干庙、南阳武侯祠……中原百姓以庄重的仪式、虔诚的敬畏,祭拜、缅怀远古时代的创世英雄和封建时代的“法施于民”者、“以死勤事”者、“以劳安国”者、“能捍大患”者等圣哲先贤。被祭祀的客体往往还被尊称为“王”、甚至“帝”(如禹王、岳王、关帝等),祭祀主体在表达祈福、攘灾、求嗣等精神诉求的同时,希望与先祖圣哲的神灵相互感应。这种带有神秘甚至愚昧色彩的民间信仰及礼俗活动,一向被儒家传统文化或者说精英文化所轻视。然而,事实上它却与传统的儒家主流意识形态互动,二者既对抗排斥,又融合化生,共同反映着一定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如中原古代文明讲孝,孝道是守礼的秩序观念,儒家文化对此重在恭敬和道德精神的培育,而在民间礼俗活动中,孝的观念以神圣的祭祀这一外化的方式,诉诸情感予以表达。中原明清祭祀性建筑与中原神话、庙会相融合,形成一种特殊的民间文化形态,以一种伦理的稳定机制,将中原文化的礼仪规范转化为道德的、乃至生活的准则,从而起到规范社会行为,维系社会正义等作用。其精神内核仍然是儒家的仁爱礼义和佛家的向善理念,是中原文化普世精神的曲折反映。

　　民间信仰是民间文化的内驱力,而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之根。被有些学者称为民间文化传播场的神坛寺庙,其凝聚民族精神、积淀传衍文明的积极的文化功能值得我们重视;当然,我们亦不可忘记我们应有的对民间信仰迷信成分的批判精神。(稿源:文化传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