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课、南北朝佛教史

  第八课南北朝佛教

  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四二○-五八八);北方有北魏(又称跖跋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三九六-五八一)。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参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又建寺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晋、宋之交,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罗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槃学派。《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又沮渠京声译《弥勒上、下生经》,兜率净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时。佛陀什译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国四部广律的传译。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佛经》等,对于净土教的传播产生莫大助益。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为大乘戒法传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槃年代的重要根据,另译《杂阿毗昙心论》,形成专研毗昙学的风潮。

  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经有《胜鬘经》、《楞伽经》,对中国如来藏思想的开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陈真谛译有《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大乘起信论》、《俱舍论》等,使无著、世亲之学弘传于中国,同时亦开启摄论、俱舍二学派。又「三论」以僧朗、僧诠及法朗而中兴;《成实》在梁世更为兴盛。《法华》的研究,持续平稳发展。

  南朝在佛教史上的成就还包括高僧史传及佛教经录的编纂,计有僧佑的《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宝唱的《名僧传》、《比丘尼传》、慧皎的《梁高僧传》等。其中《出三藏记集》的目录条例,开隋唐经录的先例。

  北朝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短暂的反佛外,余皆护持佛教,相较于南朝,其佛教的发展与政治间的关系更形密切;又因北朝民族起自北方沙漠地带,性多质朴粗犷,对佛教的信仰则多偏于祈福行善

  北魏初祖道武帝任用沙门法果为道人统,不仅开启中国僧官的先河,而法果所提倡「现在皇帝即当今如来」思想,更形成北朝佛教的特色。 又北魏文成帝时代的沙门统昙曜,更在朝廷支持下设立僧只户和佛图户,首创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并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岗石窟以为先帝荐福。尔后,龙门、麦积山石窟等相继开凿,此为北朝佛教与政治结合,重视佛教事业功德的表征。

  北朝佛教除极力主张汉化的北魏文帝提倡义学外,余则多半重视实践修行的禅、净、律三门。在禅修方面,有佛陀传慧光、僧稠以及菩提达摩传慧可等二系;净土则以昙鸾为主;律学有道覆、慧光的四分律一系。其中,以禅观最为盛行,天台祖师慧文、慧思都是提倡禅观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因北土较接近西域,两地僧人往来频繁,故译业亦盛;又因为佛学研究者众多,由此亦促成学派的成立。例如位居北朝译经之冠的菩提流支,译出《入楞伽经》,乃禅观最重要的经典依据;《往生论》则为昙鸾所倡他力、易行思想等净土一系的基础;《十地经论》则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论学派栙,以及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北本),形成涅槃学,传入南朝后,弘扬更广。

  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发展,已脱离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但也因而遭到儒、道二教激烈的问难。南、北二地,佛、道、儒之间的诤论不断,尤其北朝更在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时代发生二次的法难,佛教的发展因而停滞。

  继法难的产生,亦引起了末法思想,石刻佛经的护法运动由此应运而生。统观本期佛教,呈上升趋势,唯各学派的形成,则为奠定隋唐宗派成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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