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有为”的“主动”充满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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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生命理想,受到传统文化的绝对影响。如果不争取儒家所指的“学而优则‘仕’”(见《论语·子张》)的从政为官,便是争取道家所指的“善为‘士’”而做个深通世出世间法、且道德智慧微妙自在的学问家、读书人。至于其他,似乎就不这样堂堂正正为世人所共求了。这里且置儒家的“仕”途不谈,就道家的“‘士’之道”来看,与《维摩诘经》中“心净国土净”的主旨,倒是颇为相应的。

  这似乎是一种对“政治”的主张。老庄的政治主张与众不同。他们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秦汉以下,儒墨道法诸家相互通融,彼此杂糅,不好作严格区分;先秦再前,尚未形成。所以,老庄的政治观,分期论、比分家论要更合适。在老庄时期的道家,庄周的理想是:

  “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见《庄子·内篇·应帝王》。)

  儒墨兴起之前,皇帝便被称为天子,上拟于天,庄周也并非全然摆脱此一认识,但他似乎并不主张主动“经式义度”(仪则法度。见《庄子·内篇·应帝王》:“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人孰敢不听而化诸?’”)的政治,政治的事业似乎可以成为多余。若以皇帝为天子,天既是一种虚无体,则皇帝也该成为一种虚无体,由此虚无体上能发生理想政治的许多作用(也是一种无实体而有的作用)。

  政乃天地之心,“政治”即大众的事。老子对于政治这种“大众的事”虽然“引就人事”的痕迹较明显,而大体风格,与庄周很相似。

  老子相应于“我好静、而民自安”(见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的态度同样反对人为的、有为的改造,几乎可以说是“有了大道便有一切”,与“心净国土净”(见《维摩诘经》佛国品第一)的心境相待也很相似。他说:

  “大道浊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食万物而不为主。”(见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四章。)

  又说: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见老子《道德经》第二章。)

  又说:

  “大制不割”(见老子《道德经》第二十八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见老子《道德经》第六十四章。)

  又说: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见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三章。)

  又说: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持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之多。”(见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五章。)

  又说: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xī)歙然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见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又说:

  “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见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九章。)

  所以后人解释老子对于“大众事”的态度,总是说成“无为而无不为”的(见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王弼说:“骨无知以干,志生事以乱,心虚则志弱也。”(见《老子道德经王弼注》。)

  常人对于“无为”的态度总是不放心的,因此对于“有为”的主动充满了依赖,对不努力参与的态度称做“不作为”,只有在很烦的时候才说“地球没我照样转”。

  文字来源:明贤法师著作《中观见与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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