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动物的意义

　　保护动物，才能保障人性。据说甘地说过：“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其道德上的进步程度，可以从它如何对待动物来判断。”──这正是保护动物的意义所在：减少动物在人类手里所承受的痛苦，也就是减少残忍与野蛮心态对人类自身的贬抑和戕害。

　　到今天，已经有100多个国家立法保护动物，说明动物议题已经进入了法律管辖的范围。一旦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订定《动物保护法》，将代表人类正视动物议题跨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

　　据粗略估计，全世界每年要屠杀12亿头猪，700亿只鸡，3亿头牛；在中国大陆，每周要宰杀1200万头猪；在台湾，2009年屠杀了将近900万头猪，3亿只鸡，3万头牛。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谈到其他进入人类胃肠的各种动物，为人类提供毛皮、胆汁、药品的动物，在实验室受尽糟蹋折磨的动物，以及无数被关进人类住处当成玩具的所谓“宠物”。

　　这些数字看起来抽象，其实都是一条一条血肉生命堆积出来的；其背后隐藏着动物的死亡、人类的暴力与残忍，都不是平常“消费者”所能想象的。单就这种超级规模的屠宰来看，我们便应该自问：如此放纵、残酷地对待动物是对的吗？动物是不是应该受到某一种程度的关怀与保护？

　　大家都会承认，人类之间相互对待的方式，是有“是非”、“对错”可言的：帮助人是对的，伤害人是错的；让人愉悦是对的，制造痛苦是错的；尊重是对的，歧视则是错的。我们难免会明知故犯做下错事，关于是非对错的界定也一定会有争议。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对待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规则与法律条文，正是这种是非对错之分的具体表现。如果某种对待人的方式违反了道德，就会受到谴责；如果违反了法律，更会受到惩罚。

　　可是面对动物，这种是非对错的考虑立刻不适用，好像人类对动物做什么并无所谓是非对错。当然，很多人对动物还是友善的，维持着基本的“人道”精神，排斥极端而没有意义的残虐行为。不过，以人道态度对待动物虽是好事，却仍有所不足。

　　现代社会使用动物的方式已经体制化，脱离了个人直面个别动物的阶段，因此个人的人道精神一般不见得能让动物受惠。而由于人道意识的内容因人而异，也无法导出普遍的规则，让多数的人遵循。最关键的限制在于，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的道德品质，可以鼓励与期许，但是无法要求；它无法形成道德义务，更缺乏法律的强制性格，面对已经成为体制的虐待与滥用动物的现象，例如上述的大规模屠宰，便无法产生保护动物的效应。

　　动物具有道德地位

　　过去几十年，西方道德哲学摆脱以人类为宇宙中心的偏狭传统，积极面对动物议题的挑战。动物毕竟都是生命，道德思想家岂能垂眉无视亿万生命的苦难，畅谈天理人欲，下课之后再撕嚼手中“香脆多汁”的炸鸡腿？但如果不以个人的善心为已，而是想要从道德甚至于法律上节制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首先要处里的问题就是：人类对待动物的方式，是不是应该接受道德的评价？用术语来说，就是动物有没有“道德地位”？

　　一件事物有没有道德地位，判准在于它是否具有本身的利害可言，可以受道德规范的保护。一个东西如果没有本身的利害可言，受到何种对待均既不得利也没有受害，把它列入道德考量的范围，便是没有意义的。

　　根据这个判准，动物当然具有道德地位。绝大多数的动物都有感觉、情绪、欲望，并且在意自身所承受的痛苦、惊恐、剥夺。只要具备了这样基本的心理与生理条件，外来的对待方式对它们便有利害可言，是它们所在乎的。动物与石头、木块的不同在此，动物与人类的相同也在此。在这个意义上，既然人类拥有道德地位，动物便也拥有道德地位。

　　一旦取得道德地位，“道德”这个概念会进一步提出一项意义非比寻常的要求：凡是具有道德地位的事物，它们的利害都应该获得平等考量。从道德角度来看，所有利害都一样重要，至于它是“谁”的利害，是属于男人还是女人、黑人还是白人、穷人还是富人、动物还是人类，不会造成差别。如果对利害的考量不够公平，因性别而异、种族肤色而异、社会地位而异、或者因物种而异，那就构成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物种歧视，不能被道德的平等原则所接受。

　　这样说来，人类的利害与动物的利害应该受到平等的考量。当然，“平等的考量”不等于“一样的待遇”：毕竟，动物与人类之间还有众多的差异，根本没有必要要求一样的待遇。可是，既然对待动物的方式需要将动物的利害与人类的利害作平等的考量，我们便不能把动物排到木块、石头的范畴；而因为我们对待人类的方式需要受到道德规范的管束，所以如何对待动物也不只是一种个人的修为或者情绪问题。一如对人类，我们对动物也负有道德义务。

　　人类对动物的道德义务包含什么具体项目，会引起很多争论。这没什么稀奇。但一个明确无疑的原则是：人类有义务不要给动物制造痛苦，一如人类相处之道的一个起码原则是不要给别人制造痛苦———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足以凌驾这项原则。可是试想，“不制造痛苦”寥寥几个字，却完全否定了今天人类使用动物的整个体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里，所谓“使用动物”，都摆脱不了折磨、伤害与杀死动物。如果要根据“不制造痛苦”来检讨人类使用动物的方式，还有什么会剩下来？

　　用“应然”节制“实然”

　　读者会说，这样谈动物议题，岂不脱离了现实？当然是的。但别忘了，几乎每种道德上的观点，都有脱离现实之虞。“应然”本来即非“实然”所能决定，反而要节制、规范实然，怎么能不脱离现实？跟着现实走，也就是跟着强凌弱、大鱼吃小鱼的规律走，岂有道德这回事？

　　试想，“将人视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这项道德行为的准则，距离现实岂不也是很遥远？无时无刻，我们在与他人交往时，都会“利用”他人达成我们自己的目的。但这种利用，受到了“视他人为目的”这个原则的节制与指引，让我们知道，利用他人不仅要获得对方的同意，更不能忽视对方的自主，剥夺对方的利益。结果这种利用，与奴隶制度下的“利用”就有天渊之别。

　　换言之，道德原则提供了一种理想、标准，让我们在现实中设法实现较为公平的关系。永远有横暴强徒想把人际关系看做主奴关系，但道德原则也永远会警告这是错的，鼓励我们消除这种错误的人际关系。道德本身不会改变世界，但它能鼓励我们向往与追求改变。

　　这正是动物伦理学的思考给我们的帮助。人类会继续利用动物，且规模会愈来愈大。但一旦肯定了动物的道德地位，承认人类有义务不要给动物制造痛苦，利用动物的方式就成了一个需要检讨与反省的问题，不再由食欲、利润、方便的考虑所垄断。道德观点很难压倒或者取代这些以人类私利为着眼点的考虑。不过这不是重点。一旦对动物的道德思考取得了立足点，它就会对衬出其他观点的偏狭与自私，人类会因而开始思考和选择。

　　南方网

　　保护动物的三重意义

　　40年前，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一书，首倡动物伦理学，在西方社会开启了现代的动物保护运动。此后，关于动物的伦理思想、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史学、社会学、文学、法学研究，都发展蓬勃。最重要的，还是动物权利与动物福利的思潮凝聚成了广泛的动物保护运动，影响尤其深而且远。

　　动物保护运动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无数人道德意识的改变。由于动物本来是全然的“他者”，是一种“非人”异类，属于化外禽兽。如今动物伦理学指陈它们属于道德关怀的范围，对于人类的道德意识，所造成的震撼十分巨大。一方面，人类的道德视野必须扩充，从原先以人类为中心的格局，延伸到动物的世界。这种能够涵盖动物的道德感知能力，比起人类中心主义，显然更为宽宏仁慈，连带使得人类本身的道德品质有所提高。另一方面，道德视野要求对于人与动物的利益施加平等的考量，也促成了平等意识的进一步发展。

　　19世纪的爱尔兰思想家勒基曾经指出：“有一度，仁爱之情只限于家族，但很快，这个向外扩张的圈子先容纳了一整个阶级，然后容纳了一整个民族，然后容纳了多民族的结合体，然后纳入了整个人类，最后，它影响到了人与动物世界的关系。”

　　勒基的意思是说，人类的道德意识可以比拟为一个“扩张中的圈子”，开始时局限于亲近的“自己人”，但在历史中会逐渐扩张，把原先视为他者异类、视为不具道德意义的其他人、其他动物，逐渐纳入道德平等考量的范围之内。这可说是历史趋势，是由“平等”的道德逻辑所导引、推动的。

　　回顾数百年来人类争取性别平等、阶级平等、民族平等与种族平等的斗争，盘点其成果，不能不说这个“扩张中的圈子”生动地描绘了历史大势。这趋势当然受到各种阻挠抗拒，总有男人不愿意跟女人平等，白人不愿意跟有色人种平等，资本家不愿意跟工人平等，因为平等会剥夺特权与消除剥削，会让原先居于优势的强者受到损失。不过，在人类内部，平等意识一直在扩张中。今天的动物保护运动，正是这个道德圈子扩张趋势的最新阶段，行将突破人类中心主义。

　　动物保护运动带来的第二个影响，在于把动物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以前，少数具有慈悲心肠的人士，对于动物的悲惨遭遇生出同情，经常引来旁观者的讪笑甚至敌意，整个社会并不觉得特别有义务去理会动物议题。如今我们知道，如何对待动物不能窄化为个人的感情或者喜好，而是牵涉到了道德上是非对错的分辨，有“公是”与“公非”可言。

　　针对动物议题，社会有权利也有责任进行公共讨论与决策。在许多国家，动物的繁殖、饲养、运输、屠宰、科学实验、狩猎、以及其他使用动物的方式，都须要接受公权力监督管制，不再是自家后院的私事。各地的动物保护运动，也努力推动相关立法，敦促政府积极负起保护动物的责任。到今天，已有100多个国家立法保护动物，说明动物议题已经进入了法律管辖的范围。一旦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订定《动物保护法》，将代表人类正视动物议题跨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

　　将动物议题公共化，其实也延续着历史上保护弱者的普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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