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读书笔记——一个新皇朝和一本书的诞生

  一)公元1351年,“太阳”曾经升起在九资河上

  ——罗田有一个“圣人堂”村

  九资河是湖北罗田境内的一个小镇,位于大别山主峰脚下。11月2日傍晚去天堂寨,同事拍秋天红叶,我出门上路,结果错会了几条山路,直到凌晨1点才摸到了 九资河镇属下一个名叫“圣人堂”的村子。深山里秋天很冷,蜷在被子里一夜冰冰凉,早早醒来爬下床,把头伸出窗外探看。大山里的秋晨安静得像一幅风景油画, 山-阴-、溪流、房舍、收割后的稻茬、田垄上淡淡紫雾、鸟鸣、路埂上的乌桕树、一爿灰砖神龛……都是油墨重彩,圣人堂村高高挂在清冽的天幕上。

  圣人堂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早起四个人围着一桶腊肉挂面过早,在堂屋里咽辣椒。屋主老小上来围观,便问村名来历。屋主老少缄默无语,走出屋门在板栗树影 下咸站着,一起齐齐摇头。屋门口有一株如盖的板栗树,树枝遮蔽了晨光,树干苍虬,树叶硬冷,铁片裁剪一样。叶色*如锈,像这挨挨挤挤一家子人的脸色*,板栗树 下心事浩茫一般。

  过早毕,跟着绕过板栗树,右拐下坡,四个人下到山凹里的田畈上。田畈已经是第十百千年地收割过了,泥土很古老很熟肥。稻茬硬朗,晨露很大,鞋背湿鞋底扎。 第一线阳光射过来收雾,雾干净后,凸起的田畈渐渐白亮。田埂上都是红叶树,像一处处火苗。紫红的是柿子树,殷红的是乌桕树,金色*的红是枫树,有的兀自孤 立,有的很忧郁。快下到九资河时,鹅卵石堆上有一块白碑,很小,半张老乡家里的桌子大。石碑下衰草凄迷,石碑上浅浅地刻了一段字,字没有上色*,读得很费 劲,读了半天渐渐读出“徐寿辉”三个字来。

  原来这里面有一段关于“圣人堂”村的来历,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元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有一个名叫“天完”的皇帝就“诞生”于此地,虽然他连同自己的新皇朝“成立”不到10年,但毕竟“红太阳”曾经升起在九资河上。

  二)偈曰:天下当大乱 弥勒佛下生

  ——布贩子徐寿辉何曾料到自己是一个转世弥勒

  元末明初,一个名为“明教”的秘密民间宗教重新浮出长江南北,忽然烈火烹油起来。

  明教历史上源于波斯,是流行一时的“摩尼教”。自唐时传入中国,历朝历代屡遭禁断。唐以后隐匿在东南沿海一带民间流传。因为摩尼教崇拜光明,所以又称为明 教。明教在社会结构松弛,精神资源匮乏的中国社会底层,薪火不曾熄灭,不断变换名称苟延。因为有末世情结,有劫变观念,便有了精神解放作用;加上“习教 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也便有了聚众效应、组织功能。五代时陈州摩尼教徒曾聚徒起义,北宋间方腊起义也属明教教徒的组织策动。

  到了元末明初,源远流长的明教地下活动花团簇锦勃发起来。元末的明教分南北两系,北方是韩山童的白莲教,根据地是安徽(朱元璋出自此地郭子兴部);南方为 彭莹玉的弥勒教,大本营在江西。教主彭莹玉是一个不安分的游走和尚,已经在江西、湖北两地秘密传教近十年,四方行走,以替人免费治病为名传教,广受信徒。 由于他“法术”高强,老百姓“事之如神”,尊称为彭祖。彭莹玉到处宣扬“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这一偈言,湖广信众蠢蠢蠕动,急待“末世劫变”的来 临。到了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万千信众被煽动起来的“转世弥勒”心理期待,达到了顶峰,眼看就有随时崩溃的危险。现在,彭莹玉唯一马上必须做 的一件事,就是赶快找到一个人充当“人民大救星”,回应偈子,证明预言。

  这个人在哪里呢?他又会是谁呢?

  这一天,也是弥勒教信徒、麻城铁匠邹普胜正在铁铺里打铁。这一天,邹铁匠担当了从凡夫俗子中慧眼识得“转世弥勒”的大任。这一天,邹普胜像往日一样,埋头 忙手里不多的活,冷火秋烟起炉,叮叮当当开工。这一天,有一个人影自门外仄进屋内,大大咧咧,肩上一块10多斤重的大陨铁吭地扔在地上,开口要师傅打几把 好锄头,嚷嚷好锄头才能卖好价钱。这一天,这个来人有一搭没一搭跟邹铁匠扯絮的时候,抬腿上了作坊中间打铁的大铁砧,蹲上去,摸出一袋烟,吞云吐雾起来。

  周铁匠看到来人这个蹲坐铁砧的动作,大吃一惊:这不是应了昨夜的一个“黄龙蟠其铁砧”的大梦么?再细看来人,天庭饱满、地阔方圆,双耳垂肩、双手过膝,相 貌堂堂、器宇不凡。周普胜心生一喜,好生招待来人,赶紧唤来教主彭莹玉相看。彭和尚看此人果然了得,脱口道:“天佑我教,眼前此人即弥勒佛转世之圣人 也!”

  这个人不是别人,原来是罗田乡下贩土布的贩子,大名叫做徐寿辉,也是一个弥勒教信徒。今天贩布不曾换得钱,换得10斤陨铁,找上周铁匠想陨铁变锄头,再用 锄头变铜钱。不想被周铁匠“发现”了真身,被彭和尚“加封”为圣人,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不由得对二位唱了一个大喏。

  湖广地方志书记载了这一“弥勒转世圣人出”的遗闻轶事。

  一日,寿辉行山中,获鉴铁10斤。某日夜,邹普胜梦见黄龙蟠其铁砧。明日寿辉携铁过之,令普胜制锄,蹲坐铁砧上。普胜大异,告之曰:“今天下尚须锄治耶?当为炼一剑赠君耳。”(万历《湖广总志》卷九八《别传》)

  在彭、周二人的耐心启发下,徐寿辉才得以发现自己的价值远不止于贩土布。非凡之人必有非常的模样,爹娘给的英颜俊貌没有白长。原来弥勒就藏在漂亮的后面, 一经点化即成圣人真身。自个儿弥勒转世殊不知,差点违了天命。想着想着徐寿辉自己都吓了一大跳,不是一小跳。接下来三人一合计,决定共同“谋举大事”。

  寿辉,罗田人,又名真一,业贩布……。(彭莹玉)奇寿辉状貌,遂推为主。……元末盗起,袁州僧彭莹玉以妖术与麻城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明史列传》)

  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八月,北方白莲教刘福通“挑得黄河天下反”,颖州起义仅仅三个月,彭莹玉随即与麻城人邹普胜策动响应,在大别山主峰天堂寨起 义,布贩子徐寿辉被拥戴为首领。当月夺取罗田县城,次月攻占圻春和黄州,十月便在浠水建都,徐首领摇身一变成为“大宋”徐皇帝,国号“天完”,年号“治 平”,下设府、省、院、部,任命太师、元帅、元帅簿书椽,铸印铸币,完成了“圣人”的一全套手续。这时距离造反才两个月。

  这一天浠水县郊清泉寺庙里,锣鼓喧天,登基的场面一定热闹非凡。师太殿上一场仪式有现成的“祖制”照搬,之后,卖土布的乌鸡变成万民之上的凤凰。“皇帝轮 流做,明日到我家”这一套太方便了,换汤不换药,中国老百姓已经稔熟于心。虽然北方刘福通更早举义旗,但建都立国称皇帝,大山里的徐寿辉来得最早最急切。

  1987年3月,重庆市江北区考古掘出了原徐寿辉的部下,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皇帝明玉珍的衣冠墓,出土了一块《玄宫 之碑》。碑文记载了登基的那一日。这个记载,想来可以作为此时徐皇帝在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十月,浠水城郊小庙里登基场面的写照。

  十一月,郊望。癸卯岁正月朔旦,受皇帝玺绶,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历曰先天。礼乐刑政,纪纲法度,卓然有绪。立太庙,追谥显考朗曰钦宗,显考妣鲁氏曰衍 庆;皇考子成曰庄惠,皇考妣郭氏曰恭懿;王考如海曰昭顺,王考妣朱氏曰慈宁;考学文曰宣武,妣赵氏曰贞淑。皆追王曰皇帝、皇后,祀以天子礼乐,与郊社并 隆。仁孝诚敬,盖天性*也。越明年,典后、立东宫。(《大夏太祖钦文昭武皇帝玄宫碑》)

  一介生于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这一天,“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列祖列宗被追谥,亲戚六眷重新封号,登基意味着一家子鸡犬升天,也意味着身家性*命从此全部盖 上了收益抵押的戳记。到了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徐寿辉感觉位置坐安稳了,派人到罗田山乡故里建“田元殿”,筑“紫云台”,在村背后最高处立一 “无敌碑”,以夸示其功绩。“圣人堂”村的村名改名流布,估计正是在这个时候。

  然而,历史又证明徐寿辉还真经不起“历史”选择。

  他不够敏感、狡猾,也不够残忍,奸诈。以结伙暴力之道路替代一人一票登上权力舞台的历史,必然铰接着以集团-阴-谋轼君当作议会弹劾之手段,褫夺权位一并伴随 着褫夺性*命的游戏结局。徐寿辉在这场游戏中,智力不如长相那样漂亮,这个泥腿子还没有洗干净的皇帝犯了两个严重错误:一方面称帝之后,铁匠邹普胜做了太 师,教主彭莹玉则反无官职,徐寿辉不知道“弥勒转世”一偈给予的合法性*需要不断更新,意识形态控制并不是一锤子买卖定终身那样简单。另一方面兵权逐渐被部 下陈友琼转移到了手中,徐寿辉不知道皇帝管臣子,臣子管打仗,做皇帝就是做臣子们谋反能力的窥视工作,要像狐狸睡觉也要睁半只眼那样警惕大臣能力的临界 点,一旦感到了能力的过界,就要毫不留情用杀戮来消灭。狩猎时代,不狩猎别人,被狩猎的就会是自己。

  狩猎的另一面是看护,看护首先是对自己生命的看护。有了生命就有了合法性*,没有了生命合法性*也随之消失。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五月,深居简出的徐 寿辉,在安徽被陈友琼骗出杀死。这时的徐寿辉成为应证“慧眼”的一个玩偶,新暴力对偈语重新解释。这个合法性*的“解释系统”不是今天的理论理性*,铁匠周普 胜的“慧眼”只是流民的学识,其来源只是社会边缘人的生存经验。也由于此,周普胜得以在陈皇帝新朝继任太师一职。三年后,陈友琼中流矢身亡,埋在武昌蛇山 脚下,邹太师已经不见记载了。因为新暴力已经是朱元璋,他有自己的一套“朱家皇朝”合法性*生产机制。

  今天在武昌蛇山脚下,陈友琼墓冢尚在,但城内知者甚少,吊者更是寥寥。有一人名叫楚成,网上写下《水龙吟——题武昌蛇山脚下陈友谅之墓》。该词游罢草冢, 叹时空飞旋,英雄成灰,殊不知“英雄”不过是欲|望的玩物,胡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却终究跳脱不出时间的裁断。后来人抚今追昔,拿历史做目的,用逻辑串 出意义,给行动抽象引申,赋予虚无以本质。

  算来堪数英雄,荒阶野径谁凭吊?巍巍龟蛇,滔滔汉水,空余夕照。墓草萧萧,孤鸿声里,烟消云渺。将蒌蒿折断,碑文轻触,因何故,无人扫。

  遥想沔阳年少,伴西风,仰天长啸。渔家小子,江湖浪迹,胸怀远抱。不畏强权,不苟蝇利,高擎大纛。叹儒生缪论,古今历史,以成亡较。

  三)年荒世乱走天涯 寻得阳山好住家

  ——私塾先生施耐庵六十岁落草,做了军师

  就在元末两只主要红巾军暴民队伍,江北破落地主刘福通率黄河民工、江南布贩徐寿辉率罗田山民,造得天下一片反的时候,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正月, 江东盐贩张士诚及其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等“十八根扁担”也率泰州盐徒揭竿造反,趁乱起事,企图分得一瓢饮。张士诚不打红巾军旗号,落得自己干自己快 活。

  张士诚为人江湖味道很浓,“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是一个与“盐”“船”事务密切相关的地方能人,在江湖上颇具号召力的“领袖式”人物。“十八根扁担” 首先在白驹场张家墩杀了弓手丘义和大盐商,然后“齐上戴家窑,一路杏花(兴化)村,顺带高邮州”,在得胜湖畔小阳山结寨,组织战舰,训练舟师。一年后,张 士诚在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当年,元军聚40万向“大周”进攻,张士诚仅率数千人,坚守高邮一月余,直到元军内讧,师劳无功,不战自溃于城下。张士 诚乘机夺取整个淮东地区,南渡长江,进占浙西。

  张士诚能够在元军、义军和地主武装三面夹敌的形势下游刃有余,能够在天下大乱中碳中取栗、得心应手,这一切据均得益于帐中幕下有一位能掐会算的军师爷。这位军师爷是何方神圣?

  不是别人,正是在今天赫赫有名的《水浒传》作者施耐庵。

  施与张扯上关系是由于施耐庵的表兄弟卞元亨。张士诚筹划起义时,卞元亨“毁家产给军饷,募兵勤王,以倡士民助义之心”,颇有梁山仗义施财味道;又力荐授书 为业的表亲施耐庵做幕僚。施耐庵博学多才,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在祝塘徐家蒙馆之时,曾给徐家看过两块“风水地”,一块是香山,一块是砂山。香山出才子, 后来果然出了个徐霞客;砂山出人丁,徐家人丁所以兴旺。施耐庵还懂天文,还能知未来过去,在祝塘一带传闻颇盛。

  读宋家士赞言,高风世仰。

  观施耐庵卜兆,大地名扬。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张士诚“替天行道”,这年尽管施耐庵已经58岁,《水浒传》已经写到第四十五回,一来张士诚诚邀、卞元亨力荐,二来也“有 志图王者”志向,平日里惯常舞刀弄枪的施耐庵,素有“武林施某”的影响,半推半就,放下笔砚,端起了鹅毛扇做了军师。

  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名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水浒传》)

  三年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张士诚夺得苏州,改苏州为平江,自立为“吴王”。也是这一年,朱元璋占据金陵(元代称集庆),改集庆为应天府,受 “小明王”韩林儿的册封,任江南平章政事。佃户出身的朱元璋匪气与豪气并存,集圣贤、豪杰、盗贼于一身,张士诚与之毗邻割据,等于是狐狸与老虎同塌共枕, 必不能久卧。施军师能知过去未来,为张士诚建议发展方向道:“獐不离草,草不离獐,獐在草里可藏身,上树必亡。”劝说张(獐)暂回师草埝(草),不必久留 苏州(树),巩固江北,是为上策。

  张士诚具有深刻的江湖流氓本性*,做事目光短浅,只看有利无利,既不重信誉,又不懂权谋。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8月,张士诚第一次受元朝廷招安起, 前后招了反,反了又招,达3次之多。为人又极端残忍不义,同为造反派的元末首义刘福通,也被他毫无顾惜斩于刀下。眼下,好容易割据了南达绍兴、北抵徐州、 西距濠州、颍州这一块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又去那贫瘠的江北于心何忍?军师的方略终未采纳。对施耐庵敷衍的同时,与元朝廷招安受降谈判起来。是年,施耐庵 62岁,屡遭拒谏,便告老还乡,隐居江北,授徒、行医,著《水浒》。

  台湾《大华晚报》1980年7月26日署名赵知人撰文《施耐庵的故里及其遗迹》,文中讲施耐庵隐居著书,朱元璋派员征召,早年同窗、故交刘伯温来访的故事——

  这天,当刘伯温来到施耐庵的书斋时,忽听里面发出一阵阵激烈的撕打声和吆喝声,推门进去一看,只见施耐庵精神抖擞,抡起拳头,正和案头上一只栩栩如生的纸 扎老虎拚打,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施耐庵抬头看到是刘伯温来了,赶忙上前拜揖,口称:“军师远道而来,有失远迎,万望恕宥。”刘伯温一边答礼,一边笑着说: “我这是二次奉旨前来恭请师兄哩!”

  施耐庵知刘伯温的来意,忙命家人摆上酒筵来,殷勤劝刘伯温吃酒,刘伯温乘酒兴,随口念了几句诗:

  闻说江南一老牛

  诏书征下已三秋

  主人有甚相亏处

  几度加鞭不转头

  施耐庵知道这是戏谑自己,当即回称:

  老牛力竭已多年

  项破皮穿只爱眠

  犁耙已休春雨足

  主人何必再加鞭

  念完诗句,他一连干了几大杯,然后装着酒醉,回书房伏在书案上睡了。刘伯温近前一看,桌上放着他还没写完的《景阳岗武松打虎》这一回书稿。他明白施耐庵是不愿为官的,就未再加劝说,回去复旨了。

  刘伯温走后,施耐庵唯恐朱元璋再来征召,便到白驹场西边十八里自己的庄田上,按苏州阊门外故居的格局,建了房院,迁来此地,并沿用故居的地名,东面叫枫桥,南面叫柳桥,北面叫板桥,总称施家桥,亦称施家村。

  当时,村西有一芦苇荡,占地十余亩,荡中芦草繁茂,鱼虾甚多,每到秋冬季节,野鸭成群飞来。荡口直通河溪,沟河交岔,荡中还有一土墩,高高露出水面。施耐庵便以此为梁山泊,常和罗贯中一起,坐着小船,登临其上,犹如画写生一般,专心从事创作。

  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正月,朱元璋部攻破了平江(即苏州),张士诚缚往金陵,后绝食身亡,被锉骨扬灰。第二年,也是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 年),《水浒传》完稿。坊间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撰,门生罗贯中定。这年施耐庵73岁,《水浒》手抄本开始在世间流传。

  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浒》对中国人的影响越来越大,渐次左右了中国人——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生活和思维。《水浒传》在不同时代由于统治者的不同需要,受到不同评价,地位起起伏伏,遭遇天上地下。

  四)中国的“民约论”?社会主义之小说?还是暴民的经典?

  ——几百年来,评论《水浒》论从史出、人言言殊

  施耐庵(公元1296年-公元1370年),名彦端,字子安,元末明初人,曾任郓城县训导,得以遍访梁山英雄遗迹,结合白驹场张士诚农民起义的原型写成 《水浒传》。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施耐庵七十三岁,《水浒》已有定稿,从白驹传出了手抄本。明朝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记载:“武林施某所 编水浒传,特为盛行。”

  明万历年间,《水浒传》辗转相抄,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不仅贩夫走卒爱不释手,就是达官贵人也争相传阅。最后竟传进了皇宫。朱元璋当年参加武装反元斗争, “变泰发迹”后对元末的红巾起义是完全否定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己作了皇帝,鼓励人们的造反精神使他感到危险。因此,清光绪伯绥氏《梦花馆笔谈》中说: 《水浒》抄本传到朱元璋的皇宫,朱元璋看了很生气,随即作了批示:“此倡乱之书也。是人胸中定有逆谋,不除之贻患。”施耐庵由此被关进了刑部大牢,经刘伯 温帮助,年余后才得以释放。

  明代鼎盛时期,《水浒》在民间和文化界变得“精彩”起来。他们把《水浒》看作一部在变态社会中,传续儒家“道统”的着作,贯穿了“礼失求诸野”的思想。把 《水浒》比作孔子的《春秋》、庄子的《盗跖》、司马迁的《史记》,认为是一部变态社会条件下,寄托中华文明传统价值“道统”的作品。与那些“窃国大盗”相 比,小说中的一群“盗寇”却是真正的“忠义”之士。汪道昆在万历十七年重刻的《〈水浒传〉序》中赞誉《水浒》是一种治“乱世”的“权宜”教范。如果《春 秋》是“史外传心”的话,《水浒》则是“纪外叙事”。

  明清间,特别是清晚期,则把《水浒》看作是一部伸扬“民族大义”和“民权主义”的宣言,认为它乘载着“民族、民权大义”。明代李贽,清代严复、梁启超一大 批文化名流认为,《水浒》是三大“劫难”──国家倾覆于胡元、社会糜烂于贪腐、人民沦陷于牛马所催生,是一部蕴含了反抗异族统治,光复汉室,伸汉人的人 权、建立人民政权愿望的作品。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说:《水浒》“实具有二种主义。”其一“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 点。”其二“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

  清末民国初年,更有署“佚名”者在《新世界小说社报》撰文说:中国的思想家不必迎合“西国圣哲”,但又“自无不合,则公理为之”,施耐庵就是一个明证。他 说,《水浒》借李逵之口,说出:“晁盖哥哥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作小宋皇帝”;借石秀之口说出:“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是阐发中国古代“人皆可以为 尧舜”的思想,是中国的“民约论”。所以,耐庵可比卢梭;《水浒》有民权之思想。

  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说:“生民以来,未有以百八人组织zheng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浒传》。使耐庵而生于欧、美也,则其人之着作,当与柏 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诸氏相抗衡。观其平等级,均财产,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其复仇怨,贼污吏,则虚无党之小说也;其一切组织,无不完备,则政 治小说也。”

  中华民国时代,毛|泽|东在1936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 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他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 多次。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到了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系统”地总结《水浒》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今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思源回顾50年代说:“现在我们普遍认为《红楼梦》四大名著中思想艺术水平都是最高的。但是在50年代就认为思想水平最高的是《水浒传》,甚至认为它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和晚期,《水浒》评论前后是不一致的,从“教科书”变成了“反面教材”。1964年1月,毛|泽|东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说:“每个 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966年《毛主席语录》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 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到了1973年-1974年之间,毛|泽|东在12月中下旬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透露出“晁盖之忧”说:“一打起来,就可以分 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专门听读《水浒传》,与侍读人员谈话说:“《水 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随后的“评《水浒》”运动中,报刊杂志评论说:《水浒》是一部“既是向封建统治者献策,又是向农民起义领袖‘讽谏’的小说。”“施耐庵和罗贯中与那些仇视 红巾军的封建文人的处境是一样的。……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曾在钱塘生活过一段时期,过着封建文人的寄生生活。”“正如鲁迅所说:《水浒》在封建社会里是被 ‘世人视若官书’的。”

  今天,时代“发展”到了千年“盛世”,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胡温时代,评论《水浒》出现了“崭新”的面孔。

  《水浒》折射的是中国的国民本质:顺民变暴民——社会生存的诚信规则无效后进入铁血规则。

  造反是暴力的、非理性*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造反带来人口减少、经济倒退、宗法被破坏,社会制度被打乱,中国差不多两百年一次动乱,给民众带来灾难。对《水浒传》的批判,就是要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

  只有嫁接的才能是更优良的。过去的造反活动由于没有系统的和科学的理论指导,它只是一场盲目的求生图存的武装暴动,一些走投无路、生活无着的人们在一些怀有各式各样动机的领袖人物(他们往往是社会边缘人或有经验、有学识的游民)带领下以生命作最后一搏。

  水浒:暴民的经典。暴民打断了文化传脉,遵循的是“暴民理性*”,朱元璋们是难辞其咎的。

  “流氓精神”的恶劣遗传。

  “以上帝的名义”、以爱的名义去关注人间苦难。它不是像《水浒传》那样以动物的名义、以仇恨的名义去关注人间苦难,推崇的是灵魂原则,而不是生存原则,推 崇的是美魂,而不是匪魂,《悲惨世界》的美学贡献就在这里。罗曼?罗兰有一句话说得很精彩,我看到后就不由得眼睛一亮,他说:"幸福是一种灵魂的香味。" 这确实是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我在《悲惨世界》里就感觉到了这种"灵魂的香味"。但是我在《水浒传》里只闻到了灵魂的臭味。跟《悲惨世界》一比你就知道 了。例如暴动,不同的暴动在不同的国家发生,竟然一个是动物的暴动,一个是神的暴动。一个是爱的暴动,一个是恨的暴动。

  《水浒传》:暴力美学的盛宴。(转引自《南方周末》等)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不同时代的言说反映了各时代人们“安身立命”所取舍的那一个“家”;马克思则说,一个时代的思想实质上就是统治阶级的思 想。三百年来,关于《水浒》的评说可谓精彩纷呈,人言人殊。孰是?孰非?关于这些评论的评论或许还要等待更加漫长的时间,但这一点答案是肯定的:元末明 初,在江北江南各路英雄凭着肢体绞杀建立了一己功业、做到了一代天骄的时候,有一个人默默无闻,借助文字符号,搭建了一个故事。十年百年、几百年后,那些 风流人物逐渐灰飞烟灭,消亡得无影无踪了。这个借助文字构建故事的人,无意中构建了自己永恒的存在,更也构建了整个中国人的精神存在,时间历久,意义弥 新,成为宰制中国人文化精神生活的“素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