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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判刘经臣居士悟道因缘

  签判刘经臣居士悟道因缘

  签判(官职名)刘经臣居士,智海本逸禅师之在家得法弟子,字兴朝。少年时以才高俊逸,登上仕途。但是,当时他对佛法并不相信。三十二岁时,刘经臣偶然与东林照觉常总禅师相识,相谈甚欢。在常总禅师的启迪下,刘经臣对佛教才生起敬服之心。从此以后,他便醉心祖道,一心想开悟见性。

  刘经臣后抵京师,礼谒慧林若冲禅师(天衣义怀禅师之法嗣)。若冲禅师为他举雪窦禅师接引一位僧人的公案--

  有僧问雪窦重显禅师:“如何是诸佛本源?”

  雪窦禅师答道:“千峰寒色。”

  若冲禅师刚把这则公案举完,刘经臣居士言下有省。

  那一年岁末,刘经臣居士移官洛下,这使得他有机会经常参礼韶山杲禅师。将去任的时候,刘经臣居士特地前来辞别韶山杲禅师。

  韶山禅师嘱咐他说:“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尔后或有非常境界,无量欢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则有不宁之疾,成失心之患矣。”

  不久,刘经臣居士又来到京师,到智海寺从正觉本逸禅师参学。刘经臣居士就自己悟道因缘之事向智海本逸禅师请教。

  智海禅师道:“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时中放光动地,不自觉知,向外驰求,转疏转远。”

  刘经臣听了,更加疑惑不解。

  一天晚上,刘经臣入室参请,智海禅师便为他举《传灯录》中所载“香至国王问道波罗提尊者”之公案。公案是这样的--

  时王(香至国王,达磨祖师俗家时的侄子)……忽见波罗提乘云而至,……怒而问曰:“何者是佛?”提曰:“见性是佛。”王曰:“师见性否?”提曰:“我见佛性。”王曰:“性在何处?”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提曰:“今现作用,王自不见。”王曰:“于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王曰:“若当用时,几处出现?”提曰:“若出现时,当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现,当为我说。”波罗提即说偈曰:“在胎为身,处世为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

  举完这则公案,智海禅师特地拈出“何者是佛,尊者曰见性是佛”一语,考问刘经臣居士。刘经臣居士不能应答,心中更加迷闷,只好退下,回房间就寝。

  他好不容易才睡了一会儿,到五更的时候,又被心中的疑团弄醒了。于是他便打起精神,接着参问“见性是佛”这个话头。刚一参问,突然眼前出现种种异相,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表里通彻,六根震动,天地回旋,如云开月现。他一时喜不自胜。这时他忽然想起韶山杲禅师临别时所嘱咐他的话。他终于警觉起来,明白这一切都是幻景,不能执着,于是便不再理睬,将它们都压下去了。

  天亮以后,刘经臣居士便来到智海禅师的丈室,把夜间的经过全部告诉了智海禅师。智海禅师于是为他证明,并且告诉他说:“更须用得始得。”

  刘经臣居士便问:“莫要践履否?”

  智海禅师一听,便厉声喝道:“这个是甚么事,却说践履?”

  刘经臣居士于是言下默契。

  后作《发明心地颂》八首,并著《明道谕儒篇》以警世人,其词云:

  “明道在乎见性。余之所悟者,见性而已。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杨子曰:‘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见于此,则能明乎道矣。当知道不远人,人之于道,犹鱼之于水,未尝须臾离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终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觉,儒曰先觉,盖觉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应无坠,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难睹。欲识大道真体,不离声色言语’。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欲识佛去处,只这语声是’。此佛者之语道为最亲者。‘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后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语道最迩者。奈何此道唯可心传,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传于迦叶,达磨面壁而宗旨付于神光。六叶既敷,千花竞秀。分宗列派,各有门庭。故或瞬目扬眉,擎拳举指,或行棒行喝,竖拂拈槌,或持义张弓,辊毬舞笏,或拽石般(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种种方便,皆是亲切为人。然只为太亲,故人多罔措。瞥然见者,不隔丝毫。其或沉吟,迢迢万里。欲明道者,宜无忽焉。祖祖相传,至今不绝。真得吾儒所谓‘忿而不发,开而弗违’者颖。余之有得,实在此门。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识之,一以贯之,故目击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门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机。然而孔子之道,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既没,不得其传,而所以传于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学,必求自得而后已。幸余一夕开悟,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思,口之所谈,手足之所运动,无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见前。每以与人,人不能受。然后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传也。呜呼!是道也,有其人则传,无其人则绝。余既得之矣,谁其似之乎?终余之身而有其人邪?无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为记颂歌语,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谕吾徒云。”

  这一段文字非常精彩。作者立足于自身的证悟,将佛、儒之学融于宗门之下。在北宋理学大肆排佛的气氛之下,刘经臣居士的这篇文章,象明教契嵩和尚的《辅教篇》一样,既是对佛教的护持,同时也是对孔孟儒学的回归和深化,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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